“于阗画派”探究

       一、古于阗

       探究“于阗画派”，首先要梳理一下于阗原始民族。它是杂有突厥民族血统的印度-伊朗民族血统，与廓尔喀种族相类似，属西雅利安人种，可归入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或俗称为“塞人”①。

       于阗建国无准确历史记载，按学界大多数认同的说法，大约为公元前237年左右，第三代王尉迟散跋婆(普胜生)即位第五年，佛法兴起②。

       “佛法兴起”这一说法，与文字有关。古于阗文脱胎于印度波罗密字母笈多正体，系塞语方言之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又称“阗塞语”，与塞语基本一致。据研究称，公元前2世纪时有一些塞族部落从伊朗高原迁住北印度时，有一部分人留居当地，通过佛教传道师将北印度的波罗密文字加上附加符号而传入于阗，这便是古于阗塞人所使用文字的来源。

       “于阗画派”兴起于中亚、西域地区(公元2世纪)，成熟于中土(公元5—6世纪)，曾对当时中国的绘画演进产生巨大影响，线条是该画派的显著特色，尤其后人多有传扬的“曹衣出水”、“屈铁盘丝”线描手法与中原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吴道子的“兰叶描”形成并行之势。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两汉时期于阗地区已有大量佛教壁画存在，我将之称为“早期于阗画派”，它对于学界研究于阗画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于阗画派文化渊源

       (一)犍陀罗文化

       1、犍陀罗文化定义

       犍陀罗不仅是指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指一种文化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希腊化与中亚整合的文化概念，其理念是亚历山大的名言“建立东西方文化联合体”，它被有效地包含在马其顿帝国的“世界主义”(来源是波斯的普济主义，即“王中王”概念，从居鲁士时代开始，始终贯穿在波斯帝国制定的国策战略之中。由波斯帝国的普济主义而引发的希腊化世界主义，成为轴心时代最广泛的一次全球化运动，它的继承者是罗马帝国的世界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

       希腊人的观念透过17座亚历山大城而渗入从印度河流域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中亚大地，这些城池以严谨的希腊式规划、公共建筑为主要格局，而展开希腊化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形式。因此，“以建筑为背景的雕像艺术”是犍陀罗艺术的精髓，而希腊化文明对柏拉图理念的倾身姿态，对人体表现理念的广泛运用，以及希腊式造型原则——“心身至善”、“体液平衡”、“黄金比例”，构成了犍陀罗雕刻艺术的内核。

       犍陀罗文化发韧于公元前2世纪初(或1世纪末)衰落于公元3世纪，结束于公元4世纪。约翰-马歇尔将犍陀罗文化分为两个时期，前犍陀罗与后犍陀罗。“前犍陀罗”即希腊王国与贵霜，“后犍陀罗”即后贵霜(吐火罗)与笈多。正是在后贵霜/笈多时期，印度/中亚化的犍陀罗风格开始广泛传播，滥觞西域广袤大地。笈多佛像风格对青州齐高佛像的“坦膊薄纱”风格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曹仲达的画风有影响，它是对犍陀罗/希腊化人体与吠陀经典/印度式人体的有机整合，创造了印度本土唯一的“典范”样式。

       犍陀罗文化的地理标志为：坦叉始罗(塔克西拉)、奢羯罗(锡尔亚特)、布路沙布逻城(白沙瓦)，迦毕拭城(贝格拉姆)，喀什米尔(加湿弥罗)，以及巴克特克亚希腊王国都城巴克特拉(阿富汗巴尔赫)。这些城市都有着希腊式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有希腊化/罗马风格的寺院与佛堂，石棺和祭坛，坚硬岩石雕刻的佛像，以及亲切而富有人性的佛家族像，它们均是用细腻的泥灰塑造，部分敷有彩绘。它们的佛教寺院如卫城般修建，内有精美的石棺(仿亚历山大石棺)，以及金属雕刻的伞形华盖，它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宝塔的原型。

       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的代表人物是德米特里、米兰达。德米特里国王的最大贡献是建造了佛教城市奢羯罗，这座城市繁荣了千年之久，法显在《佛国记》中曾对其赞叹有加。米兰达是德米特里手下大将，被派至北印度边陲之地施行征服统治，据说非常成功，势力曾达至葱岭古道及于阗。米兰达王在佛教史中非常有名，《弥兰陀问经》③就是指佛教高僧那先比丘与米兰达王的一番问答对话，前者代表恒河智慧，后者代表希腊智慧，佛的智慧令后者心悦诚服，皈依佛教。

       2、犍陀罗佛像特征：

       人物形象具有希腊“静穆的崇高、庄严的伟大”风格(温克尔曼语)，面相端庄、比例适宜，神情为“颔首垂睑”④，是希腊佛教徒对释迦牟尼本人德行的想象与人格的希冀，转换为具体的形态之表征。

      

       这尊细腻优美的佛像是犍陀罗泥灰佛像的经典，其端庄的造型、关切的神情，表征出皈依佛教后的希腊雕塑家对释迦牟尼本人德行与人格的想象，它作为“静穆的崇高、庄严的伟大”的中亚版本，掀开了东方圣像造型史的崭新一页。

       人体借助衣褶呈现，原为希腊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古希腊人对日常所穿亚麻裙袍与人胴体之间的关系有深刻体认，我们可以从希腊柱式——多力克、爱奥尼亚、科林斯柱式，以及后来的罗马柱中，看到这种认识深入生活的程度。犍陀罗佛像的衣褶明显来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城邦经典雕刻像中的“湿水衣褶”——大英博物馆中的命运三女神便是典例，它经过希腊化的长途跋涉，在犍陀罗创化为纯净沐浴的胴体意象，以肢体语言来言说佛性之庄严伟大。

       贵霜佛像是犍陀罗后期风格，它可视为希腊化的中亚变体，具有中亚草原民族的体质特征，如“迦毕拭风格”的“四倍首”样式⑤(在云冈昙曜五窟第20窟主佛形象中有典型体现)。这种风格在贵霜第三代王迦腻色迦主持的“迦湿弥罗结集”⑥之后迅速向中亚与西域传播，于阗应该属于此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