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主题性绘画的叙事特征与审美价值

作 者:
尚辉 

作者简介:
尚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主编,博导。

原文出处:
美术

内容提要:

本文从“人体造型是绘画叙事最独特的艺术语言”、“将时间转换为平面化空间,一种独特的凝固化了的戏剧性情节表达”和“肖像式性格心理揭示与绘画性多人物组合及场景再造”三个面向对于绘画艺术叙事特征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了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在视觉历史叙事上呈现出的独特审美特征。作者认为,绘画是视觉性的造型艺术,没有可视形象也便不存在绘画艺术,因而可视形象就是绘画最基本最常态的叙事。与现代主义将可视形象与绘画彻底割裂不同,叙事性绘画是将绘画性的平面性造型特征融入可视形象,因而被格林伯格强调的现代主义的“平面化”特征,同样也是绘画可视形象叙事最鲜明的艺术特征。本文还区分了历史主题性绘画在叙事范畴、叙事角度上与现代主义的区别,并提出历史主题性绘画创作从根本上说就不属个人叙事,而是有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呈现所需求的一种思想、一种理想的审美表达,是某个时代精神与思想情绪对历史的再度灌注。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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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206 文献标识码:A

       除了纯抽象绘画,一般的绘画都有主题。本文使用的主题性绘画概念,是指那些通过绘画所再现的影响了某个社会或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这些画作对于历史的再现,不完全是对原历史的机械重现,而是作者所代表的某种历史观对于那些事件与人物的历史价值表达或判断。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宗教题材与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成就,也为人类文化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主题性绘画经典。但从19世纪后半叶逐渐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不只是改变欧洲绘画从再现性到本体性的探索路径,将色彩、平面、笔触及材料等那些被看作是隐藏在再现性形象内部的绘画元素剥离并独立出来,而且,更深刻地显现了绘画创作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了个体的、自我的内在叙事。因而,宗教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主题性绘画创作从现代主义兴盛那一刻开始,也便被逐出现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范畴,而19世纪照相机的发明与照相图像的逼真纪录也在图像生产的意义上击毁了西方再现性绘画的艺术史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继30年代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影响之后而开始了新一轮更加深刻的变革,从而使在五六十年代建立并完善起来的主题性绘画也开始遭受质疑,将所有情节性绘画都作为文学的附庸而抛弃,致使主题性绘画创作遭受重创。随着人们逐渐建立起来的现当代艺术观念,人们对绘画艺术的再现性,特别是对国家历史叙事的主题性创作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其艺术价值也显现出犹疑不决的心态。

       显然,面对当下国内日益繁重的国家历史叙事需求,主题性绘画创作已提升到国家层面的视觉史诗创作这样一种历史与艺术双重使命的高度,因而重识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价值,探讨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规律,便成为解决与提高当代画家思想认识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对造型艺术叙事独特性的认知,尤其是对情节性绘画独特艺术规律与特征的探讨等命题。

       人体造型是绘画叙事最独特的艺术语言

       绘画是平面上的造型艺术,因而有关那些并不等同于现实人物形象的绘画人体造型,也便构成了绘画性叙事最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在绘画上形成的平面化了的空间所展现的人体肌肤、肌肉与骨骼的肢体语言叙事。尽管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再现性绘画追求三维空间的幻觉真实,但这种幻觉真实显然也体现的是平面上的幻觉感,这便极大地促成了人体造型的三维性是必须符合平面性审美特征的。因而,绘画上的人体姿态也便具有被平面化的审美特点,也即通过骨骼、肌肉、透视的再造以满足绘画平面上视觉审美观赏的习惯或经验。

       《创造亚当》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画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礼拜堂天顶壁画《创世纪》最精彩的片断,这一幕没有直接画上帝塑造亚当,而是描绘了从天腾飞而来的上帝(白发冉冉的长者)将手指伸向亚当,仿佛在上帝与亚当的手相互触碰的瞬间像接通电源一样上帝将灵魂赋予亚当。对于这一情节的描绘,画家不仅想象性地设计了上帝之手与亚当之手即将触碰的瞬间所产生的创造生命的巨大能量,而且画家不遗余力地凸显了上帝与亚当富有生命感的肢体语言,尤其是斜卧在山坡上赤裸着的亚当,那符合平面构图规则而将其斜卧的身躯造型出一个由左手臂和右腿与足构成的迎接上帝赋魂的开张之势,这个造型几乎是现实中的人很难做出的一种姿势;为了增强人体造型的生命感,画家几乎将健身运动员才能具有的鼓胀的肌腱都凸显出来,这种凸显同样体现了平面造型所具有的肌腱与骨骼的鼓凸感。有关上帝与亚当的手、足也都呈现出平面化的空间造型的某种好看的指形与足形,那是种介于后来被称作兰花指与芭蕾舞指法与绷足的合体,指形与足形的变化均富有造型的美感。毋庸置疑,亚当那充满青春渴望的神情在很远的距离是通过这种体态得以表达的,而这种体态不是对现实中的人的真实体态描摹,甚至于也不是表演艺术家或舞蹈艺术家能够做出的人物剧照,而是在绘画平面上进行的符合人体解剖规则的可以自行言说的绘画性体态再造。

       应当说,人体造型是西方主题性绘画最重要的叙事武器,没有这种富有生命张力的人体塑型就没有绘画的灵魂。人们在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贺拉斯三兄弟的宣誓》画作里并不能听到三兄弟宣誓的具体内容,但画家对三兄弟那挺拔强壮、立如磐石的躯体塑造却足以表达英雄卫城、与城共存亡的勇气与决心。显然,画面并未画出兵临城下的危机来图解宣誓的急迫,而完全以那种非真实的只有在雕塑和绘画上才能被强化出来的筋骨和体魄来表达勇士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甚至于那三兄弟排列在一起所形成的三个几乎构成一条向上倾斜的斜线的臂膀以及那虚实有变的六条腿是如此的整体而富于变化,也的确完美地诠释了平面性的人体空间造型所独特的叙事方法。籍里柯(Gericault,1791—1823)的《梅杜萨之筏》之所以能够令人不断回味,并不仅仅在于画家在有限空间里高度浓缩并揭示了那场海难,而且在于画面金字塔式的构图所设计的戏剧性的场景以及那些几乎具有平面化空间的人体造型。画面近前那些遇难者之所以仍然被画家画出筋骨强劲、肌腱饱满的躯体形象,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躯体依然是画面叙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那些躯体仍要符合平面化空间的造型需求,肌腱的鼓凸、解剖的深刻才能使出现在画面上的那些人体成为绘画造型不可缺失的叙事组成,不论是生者还是死者。[1]这种情形在西方宗教题材绘画中几乎俯拾皆是,尤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仍然以一种被强化了的筋骨、肌腱来塑造。显然,这些画作中的场景与人物关系已不是某个真实现场的再现,而是场景与人物关系的假定设计所构成的戏剧性叙事,其中的人体动态,也便必然要进行符合画面感需求的对真实改变了的塑造,从而使其成为画面有关人的叙事的一部分。这或许也从反面说明了,人体在绘画叙事中的重要性.它和真实与否、生死与否无关,唯一要遵从的是平面上空间造型的独特叙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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