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对于青少年产生了深刻变革，随着青年人组建家庭计划的延迟，在青年期与成人期之间增加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初显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这一概念源自美国学者杰弗瑞·阿雷特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初显成人期”的文章和专著，该新兴范式也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可和关注[1][2]。这个时期并不是“青年的延长”或是“年轻的成年人”——而是在生理表征上已经成熟，但社会和文化并没有赋予其应有的成人责任和规范期望，因此可以概括为“生理成人性和社会成人性发生脱节”[3]。 本文将“初显成人期”置于更宏观的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进行考察，该理论认为轨迹(Trajectory)会对个体的后期生活产生影响，轨迹是指个体在成长历程中社会角色依次发生改变，如教育、婚姻等。“初显成人期”正是囊括了个体特殊的生命轨迹：在该阶段，青年的爱情、工作和世界观的可能性不断发生变化[4]，同时青年的生活选择对其成年期有深远的影响[5]。 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初显成人期”对于个体成人阶段的影响。主要研究问题包括：第一，对于中国当代年轻人而言，“初显成人期”的阶段特征是什么？其结束标志是“成家”还是“立业”？第二，“初显成人期”的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第三，“成家”和“立业”的先后顺序和发生间隔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后两个问题是“初显成人期”阶段对个体毕生发展“累积效应”的考察。 二、中国青年的“初显成人期” “初显成人期”的重要原因是婚龄和育龄的推迟，这是由于在该时期许多年轻人有机会得以提高教育水平，或者进行地域流动[6]，这些改变则延迟了他们进入成人的标志：结婚。例如，在中国，政府鼓励晚婚晚育的策略导向：结婚最低法定年龄为女子20岁，男子22岁，这也是我国青年平均初婚年龄较晚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初婚年龄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60年的19.55岁增加到1979年的23.01岁，达到峰值，随后略波动地上升[7]。这意味着中国青年同样在经历着“初显成人期”，而且该时期正在不断地延长。 现有研究既涵盖了理论推演，也包括经验实证研究；既传承了西方社会的解读范式，同时关注了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差异，主要研究议题包括：第一，对成年标志的界定。成婚不是进入成年的标志，而关注内在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才是成年的标准：这包括独立决策和经济负责[8]。第二，“初显成人期”的行为特点。可归纳为两方面：首先，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这意味着青年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自身：在中国，虽然儒家文化强调了团结、对他人的关心[9]，但中国迅速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加速了青年个体主义的觉醒；其次，因为探索导致的不稳定性和夹缝感。个体身份的形成是向成年过渡的重要特征，青年选择了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则实现了身份合成(Identity synthesis)，反之则处于身份混乱的状态。在西方，“初显成人期”的特性更鲜明，比如青年会花更多时间使用媒体，以满足其自主性、自我认同和亲密需求[10]。第三，中国语境下的“初显成人期”。在西方语境中，“初显成人期”理论强调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但东方语境更强调相互依存和人际和谐，因此有学者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模仿和认同是身份形成的基础[11]。由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集体主义导向[12]，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家庭的利益和需要高于个体选择，青年在控制和约束自我情感的过程中进入婚姻，成为父母。例如“催婚”“无后不孝”等现象，均说明中国青年更重视家庭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认为“初显成人期”的核心在于初婚、初育年龄的延迟原因，以及由此过渡阶段所衍生的特殊状态。事实上，我国已有广泛的关于初婚、初职和初育年龄的讨论。总体而言，成家立业时间被延后的重要原因包括：第一，是教育扩招、教育年限的提高。而且教育和职业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13]，高校扩招使人口受教育结构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初婚年龄的延后[14]。第二，青年劳动力地域流动的增加。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15]；流动的次数、距离和返乡计划也会影响初婚年龄[16]。但是，现有研究没有将初婚、初职和初育等事件纳入“初显成人期”的整体范式框架，缺乏对这些事件的相互关系的讨论。更重要的是，鲜有文献涉及这些事件对于成人后期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贡献和突破： 首先，扩展对初婚、初职和初育年龄的影响因素考察，而将初次结婚和工作的年龄视为相互依存的事件，通过重复事件的方法考察“成家立业”年龄的影响因素。其次，根据现有对“初显成人期”的研究可以推知，“结婚”是传统时期对于个体成年的期望，而在现代社会，步入成年的标志是个体经济独立，那么“获得第一份工作”是否可以作为判断个体脱离“初显成人期”的起点？本文期望讨论这种区分，哪一种更适合作为“初显成人期”终结的标志。最后，阿雷特等学者均认为“初显成人期”的首要任务是能够进入成人世界，建立稳定的生活结构[17]，具体而言，“初显成人期”被认为是人生中重要的基础时期，该时期发生的事件，往往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即对个体的终生发展存在“累积作用”。这部分可以操作化为两个问题：第一，“初显成人期”的时间长度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第二，“成家立业”的顺序和间隔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成就？ 综上研究及反思，本文进而构建出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成家”被认为是传统的成人标志，而“立业”则意味着青年开始拥有经济独立，这两个重要事件的关系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根据以往研究成果，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城乡流动的加剧，是影响个体“成家立业”年龄的重要原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关键协变量对于“成家立业”等“初体验”事件的累积效应。因此，形成本文的假设1。 假设1：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城乡流动的加剧，是影响个体“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发生年龄的重要原因。 在讨论对“初显成人期”关键事件的累积效应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初显成人期”对于个体成年后的长期发展，具体包括两方面：第一，以初职、初婚和初育年龄为截断点的“初显成人期”长度是否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节点的先后顺序和间隔对于成年的影响。对于第一个方面，生命历程理论强调早期条件与后期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青年在“初显成人期”获得教育、对未来职业角色进行探索，在极其不稳定且高度流动的时期完成个人观念的形塑，如果在这个阶段摸索时间越长、身份合成越充分，将越有利于其成年后的整体发展。因此可以推论到本文的假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