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分类号：F21，F23，M21 中图分类号：F2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8)10-092-21 创新能使企业在市场上创造并维持竞争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和成本等压力的递增，越来越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寻求能带来创新优势的机遇和能力。在知识外溢的国际市场中，企业在依靠本土力量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还能借助外部知识存量不断发展，研发国际化活动为企业整合内部和外部知识提升母公司创新能力和绩效提供了优质的平台(Phene and Almeida，2008)。跨国公司是研发国际化活动的重要行为主体。发达国家企业为争取最大限度地削减成本和提高企业灵活性以及获取国内稀缺资源，已经不再局限于转移生产、制造和销售环节，而是逐渐将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比如R&D转移至海外(Nieto and Rodríguez，2011)。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如研发国际化的动机(Pearson et al.，1993；Florida，1997)、在海外实施研发活动的能力(Cantwell and Mudambi，2000)、研发国际化的组织管理(Nobel and Birkinshaw，1998；Gerybadze and Reger，1999)以及研发国际化的结果(Penner-Hahn and Shaver，2005；Rahko，2016)，等等。已有研究对于研发国际化的观点大致分为正向、负向或非线性影响创新绩效。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越来越活跃(Buckley et al.，2007)。Luo and Tung(2007)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实施研发国际化能够从海外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以提升母公司创新能力，并实现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目标。中国企业正在加快铺设全球研发网络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绩效，如华为已在俄罗斯、瑞典、美国和印度等国家设立40多个海外研发中心和联合创新中心；中兴已在全球拥有18个研发中心，其中7个全部设在美国或欧洲①。现有文献对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行为和结果进行了探究。如杨震宁等(2010)分析了研发国际化活动的动因；吕萍等(2008)和Liu et al.(2010)等学者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组织管理进行了分析；陈衍泰等(2016；2018)研究了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钟昌标等(2014)、李梅、余天骄(2016b)等学者则对研发国际化的结果进行研究，等等。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进行研发国际化，能够通过整合不同经济体的知识和资源，通过逆向知识转移，提高母公司的创新能力和绩效(Hitt et al.，1997)。基于逆向知识转移的视角，本文认为可立足于现有研究，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一是考虑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研究吸收能力，如Bosch et al.(2010)证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Wu et al.(2016)发现企业吸收能力能正向调节东道国制度发展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王碧珺、李冉和张明(2018)认为成本压力和技术吸收能力影响技术获取型OFDI，等等。但是鲜有文献研究吸收能力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二是考虑地理多样性的影响。决定对外投资企业获取知识和资源程度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区位选择(Bertrand and Capron，2015)，跨国企业在地理上延伸得越广，越有助于其借助不同东道国(地区)的创新环境反馈至母公司以提升创新绩效(Wu et al.，2016)。现有文献考察了地理扩张对企业国际化和创新绩效的影响(Hitt et al.，1997；Zahra and Hitt，2000；Wu et al.，2006；Lahiri，2010；Hsu et al.，2016)，但地理扩张的变量名称各有不同，如国际多元化(Hitt et al.，1997)、地理多样性(Wu et al.，2016)、地理分散度(Singh，2008)、地理分布(Lahiri，2010)和国际多样性(Zahra and Hitt，2000；Hsu et al.，2016)②，Phene and Almeida(2008)则引入整合能力(Combinative Capacity)考察了地理分布带来的综合性知识对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对地理扩张的测量方式也不同。Wu et al.(2016)研究地理多样性对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和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且主要基于地理距离测算赫芬达尔指数来近似，没有很好地考虑地理多样性的异质性问题；Berry et al.(2010)也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量知识距离。Zahra and Hitt(2000)的国际多样性指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涵技术、文化和地理多样性；Singh(2008)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地理分散度指数；Lahari(2010)和Hsu et al.(2016)采用布劳指数测算地理多样性(分布)；Phene and Almeida(2008)也采用布劳指数测算企业整合能力。此外，现有文献的研究发现也不一致。例如，Singh(2008)的研究结果为地理分散度与创新绩效负相关；Lahari(2010)的研究显示地理分布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Hsu et al.(2016)却发现国际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正U型的；Wu et al.(2016)的研究则表明地理多样性正向调节了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和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我们认为现有文献结论不一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地理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海外研发。因此，本文将采用布劳指数测算中国跨国企业的地理多样性并探讨其与研发国际化的交互效应对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