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激进哲学与民主政治:阿格妮丝·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的著述

作者简介:
安东尼·卡马斯,Anthony Kammas,为南加州大学政治学院哲学博士。

原文出处:
学术交流

内容提要:

赫勒关于民主的公民和政治的思想是本文集中讨论的问题。她与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共同构筑了一种多元化参与的政治愿景,以回应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实践的不足。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们从日常生活入手,通过系统研究“特性”和“个性”这两种主体性,揭示日常生活的异化特征,并展开日常生活人道化的论述;从人的需要入手,通过批判以“对需要的专政”为特征的专政主义的政治社会,而强调激进需要和具有激进需要的个体出现的重要性。其中,个体是道德政治的承载者。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和激进需要理论,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们将他们的政治愿景定位于一种解放了的政治形象——伟大的共和国。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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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10-0013-15

       哲学家不是作为一位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人在实然与应然之间作出调解:是作为千百万人中的一员,作为那些想要世界成为人类家园的人们中的一员(赫勒1984b,186)。

       阿格妮丝·赫勒是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当代思想家,但她在美国居住和任教的地方却鲜为人知。她的毕生之作涵盖了政治理论、历史与历史编纂学、人类学、文学批评、道德哲学和美学。本文集中讨论了她对思想的巨大贡献的一个特殊方面——特别是她关于民主的公民和政治的著作。使她对民主的公民和政治有深刻见解的是她从矛盾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她既是一位激进的左翼哲学家,同时也是对政治极端主义的无情批判者。作为前东欧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她和她的布达佩斯学派②同事形成了一种多元化参与和政治的愿景,这些愿望与西方自由主义保持着危险的紧张关系,同时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民主的选择。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观点,在面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实践的不足之处时,可以从中获得新的视角,同时,仍然保持对民主政治的正确承诺。

       一、不愉快的意识

       黑格尔的不愉快意识③的觉醒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或认知的过程。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标志着不愉快意识的重新出现,正是斯大林主义在那里实施了无情的、激进的恐怖来消灭这种意识。然而,在布达佩斯学派中,我们遇到激进恐怖的原像(counterimage)——左派的(或人道主义的)激进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左派激进主义包括启蒙运动的标准——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将其视为自治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此外,在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中出现的哲学元素是相当折中的。

       布达佩斯学派的政治哲学话语仍然植根于某种形式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作者们立足于对现实的费希特式的反抗,并声称在黑格尔传统中他们会获得超越现在虚假的现实的一些“更真实的”现实。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们反对任何中立姿态,并为陷入困境的“不愉快意识”大声疾呼。……布达佩斯学派思想家的例子对于陷入政治和理论僵局的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征兆:他们继续实践自成一格的马克思主义,这可以称为反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它仍然停留在他们希望克服的同一智力矩阵之中。(Tismaneanu 1988,137)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8年)被破碎,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甚至超越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严厉批评者。但是,尽管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疏离,他们却拒绝放弃对启蒙理想的承诺、对激进政治哲学的实践,以及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憧憬。④

       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拥护个人自主、人的尊严,以及民主组织和结构。与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一样,布达佩斯学派提出了真正的人类需要的问题;赫勒和她的同事们表明,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需要是如何被体制所忽视,而不是得到满足的。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拒绝遵守这种变形的理想,并继续以忠于马克思主义重要事业的精神(如果不是信的话)的方式反对他们。⑤

       但对于赫勒和她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最好引用她已故的丈夫、布达佩斯学派成员费伦茨·费赫尔关于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诺和背离。

       可以说是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评家和敌人,把他的理论变成了“实践哲学”,其真理取决于在一个获得解放的(“非异化的”)新世界中实现哲学。那个已经承载了马克思名字70多年的世界(无论正确与否),并不是对他所命名的哲学的确认,而是对他的名副其实的哲学的否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标准和马克思自己的方法,马克思的理论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一种无情的、最终破产的工业革命的意识形态……(Feher in Taras 1992,52)

       尽管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明确的批评,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们并不急于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他们的著作批判了东西方社会,通常他们试图保持与人道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连续性,同时超越其历史形式。然而,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理论工作显然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内部进步力量所带来成就的尊重”⑥。

       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前,布达佩斯学派希望在整个阵营中进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改革。从历史角度看,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1956年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真正轰动的事件密切相关的现象。对斯大林的谴责以及随后的非斯大林化进程,在政治上使得匈牙利革命事件成为可能,在理性上使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实验成为可能。⑦在更为理论性的术语中,费赫尔解释道,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定义可以通过。

       首先,引用其哲学假定,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案”与其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的令人震惊的实现形成对照;其次,通过指出它的原理,即“理想方案”包含对这种“现实”所作的坚定批判的所有必要因素,以及这种批判的标准;最后,强调其确信没有其他世界观适合这项任务(Feher in Taras 19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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