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B8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9-0004-06 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质疑甚至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乌托邦”，并致力于在劳动之外的非经济领域中去探寻政治革命的动力和潜能。[1]与这些学者不同，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以期“深刻把握近年来劳动范式的新变化，及其可能引发何种新的、更大的政治潜能。”[2]5在这一努力中，最具建树的莫过于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阐发于“帝国三部曲”(包括《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大众》《共有之物》三部著作)中的非物质劳动论。笔者认为，要客观、公正而准确地评判他们的功过是非，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其予以全面剖析和深入解读。 一、非物质劳动：一个兼具经济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的概念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社会后现代的不断推进，一种新型的劳动逐渐取代了以工业劳动为主体的物质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以及价值的主要源泉。作为理论呼应，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服务业”、“脑力劳动”“认知劳动”等概念，用以表征劳动范式的这种新变化。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些概念甚或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总体而言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住这一变化的趋势与实质。[3]31如果非要从中选出一个相对较为贴切的概念，无疑当属意大利当代左翼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首先提出并率先使用的“非物质劳动”——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4]133——概念。他们之所以较为认同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不仅涉及经济价值与主体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还对生产与生活的交汇与融合问题略有触及；而对它的不满之处正在于触及生命政治问题时的“略”字上：在对生命政治进行考察时，仅仅停留在智力的、非物质的层面上，而对身体的生产能力及情感的价值未曾涉猎，因而“未能深入探查其据以产生并操控情感的生命政治性”。[5]32 基于对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概念缺陷的理解和认知，哈特和奈格里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在对拉扎拉托界定的基础上添加了“情感性”维度，将其定义为一种“智能化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6]10；其此基础上，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对其进行了分类，并专门厘定出作为第三类的情感性劳动，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涉及感情的生产和控制、要求(现实或虚拟)人际交往的身体模式上的劳动”。[5]293接着，在《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中，进一步将其界定为“生产知识、信息、交际、社会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强调其关键特征在于“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3]34；最后，在《大众》中，他们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所划定的三类归并为两类：一是“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二是“情感劳动”[7]108。至此，他们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已趋于完善。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甫一提出，就引起了诸多非难和反对。在诸多反对者中，尤以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最为中肯和强烈。塞耶斯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因而“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8]。对于这一批评，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作过多辩解，坦言他们自己对概念表述也不甚满意。他们认为，从其不仅能够生产非物质产品，而且还能够孕育出新型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事实观之，的确不如“生命政治劳动”一词恰当和贴切；但虑及这一替代语词不仅易于引发歧义，而且也不能与传统的物质劳动形成鲜明区别和对照，因而最终还是沿用了这一概念。[7]109 塞耶斯对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辩解同样不予认同。他认为，所有的劳动都不仅能够改变直接作用于其上的物质形态，而且还能够改观存在于其间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因而“所有生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态政治’的”[8]。公正一点讲，塞耶斯的批驳并没有切中要害。确如哈特和奈格里所争辩的，他们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不是在严格的谱系学或语言学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内部共享来的“一般性的术语”[2]9。而且，论辩双方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塞耶斯所谓的生命政治劳动是指社会关系及主体性的再生产过程，是依循资本逻辑、旨在实现价值增值的再生产；而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劳动，则是一个“生产者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9]136的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新型政治主体的形成过程。可见，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不仅意指经济意义上的价值生产，而且还涉及新型主体性进而主体的生成与锻造，因而是一个更为完备的生命政治学概念。这样，哈特和奈格里借由对非物质劳动之社会学意义的解读，将塞耶斯对他们的批评置若罔闻。[10] 二、生产对生活领域的入侵：资本逻辑与帝国暴力的内在机制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劳动范式处于生产领域的霸权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是以工业劳动为主体的物质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的后现代转向，信息、情感、互动、合作等非物质因素愈加深广地介入生产领域，物质劳动日趋非物质化，致使“工业劳动日渐丧失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可见，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般智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和结果。 作为一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集中表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发展趋向的分析思考，因而对其非常重视，对其中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更是推崇备至。马克思强调：“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1]102对于这一论述，哈特和奈格里作出如下解读：“一般智力”的发展不仅直接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控制并改造了社会生活过程。尽管他们盛赞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深刻到位，但对其社会现实解释力颇多微词，认为其理论推导与社会现实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