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4；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8)05-0052-13 广松涉的物象化论颇具独创性，在马克思思想阐释史上开显出了一个新的视界；以之阐释《资本论》，亦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超越了以往诸说，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这一阐释路径亦有其盲点，它虽然堪称完美地解释了作为哲学层面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论，但却像它所欲超越的物化论阐释一样，忽略了一个对于马克思来说更为根本的科学层面的批判。因而对广松涉《资本论》物象化论阐释恰如其分地评价，当是当下我们推进《资本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卢卡奇物化论或异化论解读的意义与问题 广松涉的物象化论所欲超越的是被归结为主客体模式的卢卡奇的物化论或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①[1](P67)。关于马克思，广松涉认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资本论》，其思想发生了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跃迁，物象化论正是马克思对于自己青年时代异化论的超越；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阐释却滞留于异化论时代，其结果便是严重的倒退，须予以批判与克服。因此，尽管广松涉在对《资本论》解读的具体论述中很少涉及卢卡奇，但在方法论上却是直接针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对马克思哲学物化论或异化论的阐释。因而，欲理解广松涉之物象化论阐释在理论上的进展，便不能不从卢卡奇的物化论或异化论开始。 尽管卢卡奇的物化论被认为本质上类似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但其《历史与阶级意识》却也是基于《资本论》中的商品论分析，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理论立论的。卢卡奇此举乃是针对第二国际以来对历史唯物论之机械决定论的解读，而为无产阶级的可能的能动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他所面对的现实状况是按照传统的历史决定论阐释，革命应该首先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却是落后的俄国率先成功地举行了革命。对此，葛兰西甚至称之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就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面前的亟须解决的难题。卢卡奇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与当时的其他理论家相比，凭借自己深厚的哲学功底，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系统的理论建构。 面对西欧与俄国革命之反差，卢卡奇的解读是无产阶级意识之缺乏，而缺乏之原因在于商品生产作为物化过程所造成的物化意识的支配作用。关于这一点，卢卡奇自认为是循着马克思的理路而进行的：“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2](P148)卢卡奇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对象性形式”，二是“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2](P149)。 关于“对象性形式”方面，卢卡奇首先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段论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P89-90)同时，卢卡奇也对此做了发挥：“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P152-153)而“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在这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2](P153)。至此，这些阐释大致上仍是在马克思思想的范围内。 但是，接下来，卢卡奇却并未止于只是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做了自己颇为独特的发挥，并由此而将理论的进路引向了全然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只要确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黑体为引者所加)，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2](P154)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加了黑体的那句话：“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以及卢卡奇接下来进一步强调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2](P155)不难看出，卢卡奇的这一发挥意味着，通过将社会抽象归结为可计算性，而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物化的理论引向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或者说，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补充”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至少可以说，将两者作了某种“拼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