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11-0023-08 从西方思想史和现代性问题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总体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表现为：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意识出发)来看待现代性问题，将现代性理解为历史过程、社会形态的总体特性。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 一、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 马克思锻造出了独到而深刻的批判思维，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这种新路径主要体现为，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性的治疗方案。制度诊断为总体治疗提供了前提，而总体治疗则构成了制度诊断的结果，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现代性的制度诊断与制度批判 不同于目前占据主流的精神诊断、文化诊断式的观念论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采取了制度诊断与制度批判的方式，直接命中了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制度。所谓社会制度，并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规章制度(例如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教育制度等)，而是指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集中表现为特定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形式的基本结构和总体性质。在社会制度层面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比流行的观念论批判更为深刻、更为根本。这是因为，特定的精神气质、文化意识和心性结构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土壤中才能够发育，也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够显现出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时代，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生共长的。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审视现代性，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一个显著特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诊断，并不排斥对这一制度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诊断。文化的矛盾正是扎根于制度的矛盾之中，对文化矛盾的根本克服也只能在制度矛盾的克服中去寻找。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制度诊断，并不局限在某个单一社会层面之上，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制度，不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一层面，而是一个统摄着整个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结构。在这一总体内部，并不是诸种要素的松散堆积或绝然分割，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现代制度表现为一种“社会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过现代社会的这种有机体性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虽然马克思承认现代社会诸种生活领域的分化过程，并将经济基础和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在方法论上区分开来，但并不表明他割裂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总体来说，“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②。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政治、文化要素，都镶嵌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结构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虽然构成了现代性生成的起点，但二者并不因此而成为彼此隔绝的领域。与其说国家与社会完全分离，不如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特定的现代转型——资本逻辑共同支配两个领域，导致两个领域的分化与纠缠。在政治和经济的这种联体运作的基础上，文化因素也紧密地组织在社会机体的运动之中而发挥着相对独立性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有机体并不是与个人无关的一个抽象范畴，其结构和运动的特性与趋势最终也规定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现代性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运行，而且还拥有具体的社会载体和生活形式，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活生生的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之中。这样，现代有机体实际上构成了从制度系统到个人生活的运行机制，现代制度的运作就构成了现代个人生活的根源与框架，而现代个人的生活方式则表现为现代制度运作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诊断工作也必然将基本的社会制度而非个人或观念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制度诊断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矛盾，以“原本批判”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方法为其主要特征。制度诊断应该在总体性视野中展开，这并不表明可以无所侧重地关注有机体中每一要素的作用。现代社会机体中包含着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但各种要素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不是均等的。经济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有机体的基础结构和主导因素，支配和制约着其他要素的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在整个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将物质基础看作“社会组织的骨骼”③；相应地，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就是附着其上的社会组织的“肌肉”和“皮肤”。由此，马克思要求将针对宗教和政治的“副本批判”推进到针对经济基础的“原本批判”：“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④也就是说，制度诊断必须立足于经济哲学方法：以哲学方法透视经济现象的本质，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视野中审视经济活动的矛盾和趋势。 (二)现代性的总体治疗 制度诊断是一种对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治疗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不同于局部治疗的“总体性治疗”。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是如何展开的呢?与其他类型的制度治疗相比，总体性的制度治疗具有何种特点?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总体性的治疗，势必需要现实改造和实践变革，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方案的基本品性。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的文化反思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⑤试图通过现代文化的全面反思来克服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思想家，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不失鲜活的治疗方案。例如：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存在论层面的转换来跳出理性形而上学框架，德勒兹、德里达等则试图通过话语策略来解构理性同一性，而近期在学界炙手可热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则期待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能够矫正和超克现代性的诸种弊病。文化诊治者们的主要错误在于，过分强调和夸大文化反思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和教育体系本身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产物，根本上依赖于现代性的矛盾本性。因而，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诊断，都难以揭示现代性的症结；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治疗和变革，都难以真正触动现代性的根基。与此不同，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改变，甚至人自身的改变，都在根本上依赖于革命的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