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遗民诗人中，傅山在民间和学界有着同等的影响。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卷2曾言：“述傅山事者，杂以神仙，不免近诞。然至今妇人孺子咸知姓名，皆谓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其为人所慕如此。”[1]傅山的人品和他服务于民的精湛医术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傅山的学术事业在清初遗民社会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却更具感召力。 清代初年，在山西祁县的丹枫阁和江苏如皋的水绘园分别形成了南北两个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丹枫阁主人虽然是怀有浓厚的故国之思，后来又出仕清廷的戴廷栻，但丹枫阁的闻名却由于傅山、顾炎武、阎尔梅等大量遗民的登临题咏。因此，可以说，傅山入清后虽不予世事，但仍系一方人望，无疑是这个学术文化中心的领袖之一。清初江南地区的抗清武装斗争失败之后，不少遗民流寓北方，加强了南北遗民的交往，北方遗民群落成为清初遗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等地分别形成了以张尔岐、傅山、申涵光、孙奇逢、王弘撰、李颙等为代表的遗民群落，他们与南方遗民群落既相互联系、互通声气，又有着诸如地域、家族、宗教等不同文化基因所积淀的文化个性，而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构成和心路历程，兆示了南北遗民诗作的不同特征。傅山不仅以其高洁的人格和卓越的成就成为清初北方遗民社会的中坚和北方学术文化的重心，而且以其独具地域特色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北方遗民诗创作的最高水平。 一、傅山的思想和个性 傅山（1609年—1684年），字青主，号公之它、石道人、朱衣道人等[2]。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市北郊）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仕宦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傅霖是明嘉靖壬戌科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参议，博览群书，曾批点《汉书》，刊印《淮南子》，有诗文《慕随堂集》。父亲傅之谟，号离垢，自幼深受举业之苦，后为贡生，在乡里授徒终身。傅之谟性格静穆，文如其人。傅山晚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4]的心境，就深得其父遗风。傅山在《家训》中说：“吾家自教授翁（六世祖傅天锡）以来，七八代皆读书解为文，至参议翁（傅霖）著；下至吾，奉离垢君教，不废此业”。其在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中所受的家庭影响不难想见，而其书法中的坚骨劲气更得自家传。他曾谦逊地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孔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杂记》） 明朝灭亡以前，既是傅山读书应试、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也是他关心现实、热衷社会活动的时期。据全祖望记载，傅山青少年时代“性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阿”[5]。所谓“性任侠”，除晚明忧患现实的刺激之外，主要是植根于三晋刚直、任侠民风民性的个性显现。清代王轩等编纂的《山西通志》所辑录的各类方志中“刚强”、“强悍”、“剽悍”、“劲悍”、“劲勇”、“勇伉”等皆言此。山西特殊的水土、地气特点，兼之“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地理形势，使其自古就有尚武传统，在傅山身上比较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刚直、正义、任侠。崇祯六年（1636年），山西提学袁继咸修复三立书院，以文章、气节教导三晋诸生，傅山始与戴廷栻、薛宗周等晋中士子订交。同年，袁继咸被阉党、巡抚张孙振诬陷，解京究问。傅山组织山西生员100多人赴京请愿，联名上疏，为袁伸冤，斗争到次年五月，终于取得了胜利。傅山遂以其刚性侠行名动朝野。 轰轰烈烈的义举却与日暮穷途的明王朝相伴而行。面对着江河日下的王朝，傅山曾迷惘徘徊过，但农民大起义的波涛和清军入关的风暴很快又将他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时走过山西，多尔衮的八旗铁骑入关不久即踏进了山西，明亡后北方抗清义军坚持最久、对抗最烈者亦在山东、山西。身处刀光剑影的战斗前线，傅山曾为明王朝的救亡图存而积极奔走。甲申前后直至明亡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傅山一直秘密从事着反清活动。1654年，他因抗清事件牵连，被捕入狱，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曾“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6]。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义军入江南，复镇江，围南京，傅山携子南游，观察战争形势。当抗清大潮渐次消歇，傅山归隐太原松庄，先后结交了孙奇逢、申涵光、王弘撰、李颙、顾炎武、阎尔梅、屈大均等遗民，以及当时尚未与清廷合作的李因笃、朱彝尊、阎若璩等人。他们或寄愤闷于诗酒间，或倾心腹于密谈中，以气节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傅山性喜游，喜结纳志节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遗民群，他便成为这个遗民社会的当然领袖。1678年，康熙诏开博学宏词科，笼络山林遗老，傅山拒不应征，后虽被迫进京，但他坚持不合作态度，“七日不食，佯癫将绝”[7]。归后，避居乡壤，或课读两孙，或行医民间，或究心学问，去世时仍遗命以朱衣黄冠敛葬。其贞刚自持的气节，为北方遗民社会树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傅山思想的成熟期正当17世纪后半叶商业文明催发下的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他的不少主张具有革新独创的精神，显露着批判的锋芒。在哲学上，他主张实学，注重实践，强调经世致用，尖锐地批判了宋明理学。这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就思想解放的程度而言，傅山又超过了顾、黄、王三家。仅就对待李贽的态度而言，顾、黄、王三人在总结明亡教训、追究明亡之因时，曾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李贽。顾炎武甚至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8]傅山却不同，今存《霜红龛集》中提到李卓吾及其著作者共7处[9]，处处流露出仰慕和赞赏的情态。傅山肯定李贽，既有山西一地商业文化的发达与傅山本人的从商经历作基础，又因李卓吾学术思想对山西士大夫的深远影响。李贽曾于万历二十四到二十五年之际应山西学者刘东星之邀，在山西沁水及大同两地住过一些时候，接触过一些当地名流学者，对当时山西思想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阳城人张慎言的《洎水斋文钞》中记载了不少山西士大夫崇敬李卓吾的史料。他在训子书中说：“李卓吾四书艺数首可传，说者以为腐。吾岂谓经生袭其词语，所谓痴人前说梦不得尔。读之，果得之文字之外，便有悟头矣。”[10]由此足以窥见当时三晋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与精神面貌。而张慎言又是傅山的前辈，私人交谊甚笃，对傅山影响甚大[11]。从李卓吾的《焚书》、《续焚书》，到张慎言的《洎水斋文钞》，再到傅山的《霜红龛集》，影响、继承之迹甚明。傅山“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哭子诗·哭文章》）的独创精神，诗歌创作中“不事炉锤，纯任天机”（《诗训》）的追求即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