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反省与寻求突破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从萌动、复兴到发展成熟,研究重心由政治及上层向民间社会及民生论题转移,研究范式相继出现现代化、本土现代性、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的转换,研究方法上则在开掘民间史料及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方面不断探索。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研究也存在同质化、碎片化、平面化、狭窄化的缺陷。今后突破瓶颈的方向在于:选题应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中国社会改革面临问题,从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研究方法多元化,注重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解释与概括,目标是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及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本学科的系统知识阐述与多层面的理论解释。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6-0125-09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启动、复兴的新兴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发展成熟的历程,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改革创新的生长点,成为发展最快、最有创新活力、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回顾与反省是推动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各个时段都有业内学者对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反省,对学科的不断探索前行、调整方向、深化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①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面临着学术内部理论创新与回应外部时代课题的双重挑战,反省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薄弱环节,成为阻碍理论创新、深入发展的瓶颈。本文在对四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概括梳理与反省的基础上②,进而对于今后如何寻求理论创新与突破路径作一探讨。

       一、起步-开拓期(1978-1995年)

       1978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被“左”倾错误和政治运动长期干扰扭曲的史学研究开始转向学术正轨。反省中国现代化何以艰难迟缓是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关注的中心问题,史学界出现从文化上加以反省的“文化热”,进而延伸到对中国社会的反省,社会史研究出现萌动。但中国近代史长期形成以革命史为主线、以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为专题领域的学科框架和研究路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萌芽的“社会史”,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受到排斥,不被作为独立领域,这种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近代史专业权威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每年末附刊前一年“国内论著目录”,③其分类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直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十余个政治专题(这一政治专题分类至1997年废止),辅以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为专史补充,并无“社会史”门类,一些社会史相关内容附于政治专题之内,如附于农民战争中的秘密社会,妇女运动中的女性研究,革命运动中的社会团体、社会阶层、群体研究等。最早出现社会史独立发展的萌动,也是从这些原属革命史框架下的研究领域开始的。如从农民革命话语中开出秘密社会史,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讨论了会党的起源、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研讨会。

       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首次树起社会史独立学科的旗帜,成为社会史复兴的标志,也是作为断代史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复兴的起点,社会史研究从此走上至今三十余年的学科独立发展道路。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并以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改革和创新的生长点。

       专题论文是最快反映研究动向和学术前沿的成果形式,据闵杰《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④统计,开始注录的第一年1987年论文只有十余篇,后逐年增多,到1995年时已近百篇,九年总计论文570余篇,平均每年60余篇,出版著作总计179部。从论著数量来看,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成熟学科相比还很少,可以说处于起步阶段和边缘地位。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论著数量明显增多,学科地位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如《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至1991年开始将“社会史”列为独立学科门类,与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并列,可视为学科独立地位得到学界认可的一个标志。

       通史性著作也是一个专史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中国近代社会史起步以后经过数年积累,到1992年同时出版了两本通史性著作:一是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二是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以横向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为框架建构了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后者则以纵向、历史变迁阶段为框架建构了另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横向与纵向两种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想,堪称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但两书所述时段仍然沿袭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狭义“近代史”划分,没有包括1919年之后的内容,因而还只能说是小通史。

       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拓一个新领域,首先面临的是学科理论建设,因此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等成为初兴时期集中讨论的问题。

       关于学科概念界定的讨论,可归纳为三种意见:其一,“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并立的一个专门史。⑤其二,“总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及其相互联系的大社会的综合史。⑥其三,“新视角说”——认为社会史是以社会为本位考察历史的新视角。⑦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也用“新史学”来指称社会史。三种说法分别从研究领域、社会性质和研究视角等不同角度,基于社会史的一些不同特性,试图对社会史在已有历史学学科体系中进行学科界定和定位。到了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并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日益被学界所认同,社会史研究者也不再固执于社会史概念的某种界定限制,而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以具体研究成果自行显示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关于社会史学科概念定义的争议和讨论渐趋沉寂。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