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8)06-0049-08 据称清末官员陈夔龙在八十感怀诗中有“一生知己两文忠”之句，所谓“两文忠”是指李鸿章(1823—1901)和荣禄(1836—1903)，二人死后都谥“文忠”。①其实，以荣、李二人的地位，受其影响的远不止几个政治人物，他们与整个朝局都有重要关系。以往学界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中荣禄、李鸿章的作用和影响已多有研究，只是很少梳理荣、李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对政局产生的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一、甲午战争前的荣、李关系 总体上说，在咸丰以后汉族督抚专权、“内轻外重”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下，满洲权贵虽然地位尊崇，但他们已失去昔日的权势和辉煌，不得不与湘系、淮系将领出身的地方督抚虚与委蛇，维持着满汉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不过，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的功勋和声望居督抚之首，以大学士总督直隶，掌控外交决策，地位远远超越资历浅显的荣禄。 同光之际的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世家，以难荫入仕，因追随醇王奕譞创办神机营起家，仕途顺达，历官步军统领、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并长期办理陵差，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为内廷服务，赋闲数年后又改任京旗都统、西安将军，也属于旗员中的边缘角色，并无实权可言。从目前已知情况看，甲午前的荣、李关系大多局限在一般的公务层面，也不乏礼尚往来的私人交情，很难说有很深的政治交谊。 光绪三年(1877)，直隶周边发生灾荒，步军统领荣禄主持办理京城救济，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招商运粮入京平粜。时值九月，封河在即，李鸿章急派道员朱其昂设法赶办，陆续运米五六万石至津，并由陆路转运入京，岂料御史张观准上书参奏朱“私买京仓”，并请步军统领衙门查核。李鸿章认为这是言官毫无根据的“妄吠”，致函荣禄进行解释。经过核实，误会解除，平粜之事得以持续到次年三月。荣禄则因神机营添设机器局，通过恽祖祁请李鸿章派员襄助，李推荐江南制造总局的升用知府华蘅芳，称其“精通机器制造，堪以委任，届时酌量咨调亦可”②，给予了支持。显然，这些都属于公务方面的相互支持。 光绪五年(1879)，发生礼王世铎在直隶涞水的圈地佃户欠交地租的争端。礼王与荣禄本是姻亲关系，因懿亲身份攸关，自然不便亲自出面交涉此事，遂由荣禄向李鸿章说明，并寄来“礼邸圈地图二纸”，希望派员核查。③李很快派人前往涞水，督同涞水县令，解决争端。似乎礼王府也做了让步，同意“酌减新租，缓催陈欠”，“该佃户等仰戴宽仁，感激悦服。以后租项，谅可年清年款，不至仍前拖延”。事竣，李鸿章专门致函礼王详述原委。④没有荣、李之间的沟通，便不会有如此结果。 不过，对于受到御史参劾、处境被动的荣禄，李鸿章仍是公事公办，并不徇私。光绪五年五月荣禄主持的陵工完竣后，七月二十三日，御史甘醴铭上奏称北城正指挥韩士俊以实缺地方官充当万年吉地工程处供事，是荣禄“徇私情滥调”的结果。⑤奉旨查核，结果荣禄被“交部议处”。⑥十一月二十九日，御史孔宪瑴再次上疏，参奏荣禄贿保被革职的前直隶任邱知县马河图派充陵工监修，以工竣保案得邀请开复，请求降旨将马河图保案撤销，并请饬直隶总督李鸿章明查该员劣迹。⑦上谕命“著李鸿章查明具奏。”⑧这项指控直接关系到对荣禄的惩处。当时官场腐败，内务府风气更坏。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坚持秉公办事，在复奏中，称马河图前在直隶任丘县任内，对境内受灾村庄，“并未亲诣踏勘，殊属玩视民瘼”，于光绪元年已被参革职。⑨马河图案件即被交由刑部审办，荣禄也牵涉其中。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七日，经兵部尚书广寿、沈桂芬等奏准，“比照提督、总兵滥将匪人徇情保举，降二级调用例”，⑩将荣禄降二级调用。有迹象表明，荣禄这次受黜是军机大臣沈桂芬暗中操纵的，李鸿章对此中内情或有了解，但事后并未因此改变对荣禄的态度。 荣禄赋闲后，与李仍有往还。其堂兄荫禄(字士奇)由世职改捐通判，长期在直隶候补，曾任宁河、建昌、邯郸知县等。光绪九年(1883)十月，荣禄为荫禄请托，以“高堂日暮，望切倚闾”，希望李鸿章设法安置，李承诺令直隶布政使黄彭年(字子寿)“设法妥结”。(11)岂料，十月，荫禄突然病逝，李鸿章专门致函荣禄表达慰问。(12)李鸿章曾告诫其子经方，京城中“凡与我交情亲密者……不妨先往拜，泛泛者宜少应酬，无益且恐有损。”“(荣)仲华交好二十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13)这些细致的交代，说明荣、李交情渐深。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荣禄被任命为西安将军。这是荣禄首次出任外职。 在西安将军任上，荣禄又开始新一轮的练兵活动，仿照神机营的办法，添练洋枪步队，称“西安威远队”。神机营管理大臣庆王奕劻也予以积极支持，派遣教官来教习西安满营兵丁。但是，军饷短缺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神机营在拨付首批枪械物资时即明确表示，“此后常年所需火药等项应由该将军自行酌筹办理”。因陕西没有机器局，欲往上海采购又无款项，于是，荣禄不得不函商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北洋筹划接济。经核算，“统计每年共需枪药六千磅，大铜帽四十二万粒，五钱重铅丸二千八百十二斛半”，李鸿章同意自光绪十九年起由局照数分别筹备，由荣禄派员前往天津领取。上述军械物资合价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一两多，作为北洋协拨之款，无须给价。荣禄对于李鸿章“不分畛域，力顾全局”的做法极为感激，专门上奏禀报。(14)这是甲午战争前二人公私兼顾的一次重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