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与“世界观念”:清季民初的一种话语权势

作 者:
余露 

作者简介:
余露,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余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作为主观褒扬的集合概念,屡屡出现于清季民初时人笔下,透露出对“世界”的推崇与向往,成为一种话语权势,影响巨大。对这些“世界”相关观念,清季的提倡看似范围广大,而实质在于欧美政教思想和中外交流知识。民初的鼓吹在具体事务中更见效用,同时进一步显现出外倾特点,不但以西方为重,还以西方为目标和依归。这种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对“世界共同性”的迷信和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忽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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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11-0111-08

       直到今日,作为固定的组合,“世界知识”“世界观念”和“世界眼光”“世界水平”以及各种“世界级”,仍是对规格、层次的褒扬与赞美的常用语。从词语上讲,这是“世界”近代含义转变的表现。“世界”源自佛典翻译,兼具时空含义,在古代除佛教用法外,主要意指世间、境界、局面、领域等,总体上笼统而宽泛。到近代落实为指称地域上的全球,但又并不固定,表现出主观认定、可大可小的鲜明特征和推崇西方、学习西方的价值倾向。①从根源上讲,这是近代中外形势变迁的结果。“世界”既有放眼全球的宏观,也有偏向欧美的重心,代表的不只是眼界的扩大,更是方向的确定,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西方压力下由被动抗拒到主动融入的艰难求索。“世界知识”(或称为智识)和“世界观念”最早出现于清季民初,探寻其实际所指、作用影响和思想根源,不仅可以丰富对“世界”这一重要观念近代演化与运用具体过程的认识,还能深入把握近代中外形势变迁下,国人思维取向上理论依据和话语权势的演变以及本民族文化话语建立之艰难与重要。

       一、实质:名曰“世界”,实则欧美

       “世界观念”和“世界知识”作为固定组合概念提出,一开始就与外人外事关系密切。1903年,《中外日报》广告称新出之德国布勒志原著、叶浩吾译《世界通史》一书“有世界观念者不可不人手一编”②。镜今书局对该书的简介则称“生乎今世界而不知环球之大势者,谥之曰盲。知环球之大势而不能寻其起原,探国家兴亡之轨道,究人群进化之阶段者,亦无以促文明而应时变”③。可见,该书之所以对于“世界观念”有重要性,在于其中包含了国家兴亡、人群进化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又与当下中国的国运密切相关。

       1907年3月6日,《申报》刊出《世界之全智》,称如今环球各国商务与外交联系日益密切,且“印刷家年出新书数千百种,类皆利用民生且其势力至大,并得借以流布世界之智识,各国人民日见亲密”④。“世界之智识”的重心在于各国间的商务与外交,且能导各国人民于亲善。同日,又有《世界之国民》一文,称“世界之国民者,必正直无偏,能具世界之全智,从不拘限于其祖国也”⑤。5月3日,推介《环球胜地名画录》,则称“我国人士,近日渐有世界观念,争思游历外洋,以扩闻见”⑥。“世界观念”与扩张对外见闻互为因果。9月25日,为《大英百科全书》广告,称该书为“世界智慧之金库”,“欲得世界大概之知识”,除亲身阅历,浏览此书最为有效。⑦10月23日,再次以《中国之大幸》为题推荐该书,称其为“世界智识之总数也,于泰西世界智识,尤为详尽”⑧。“世界智识”不仅是求知范围的扩大,还有泰西这一重心所在。

       西人亦在鼓荡。李提摩太于1908年12月推介《万国历史汇编》特别说道:“世界事理自无而有,其辨别也难,循迹以求,其效法也易。”该书“譬黑夜之灯光,既导人避泥滓,且俾人遵循大路,而至所欲至之室。中国昔为文明首出,今退居他国后,其必求日跻也明矣,而是书实开导中国左右世界之力,与万国同底太平也”⑨。“世界事理”与“世界知识”名不同而实接近。李提摩太毫不扭捏,以中国落后为前提,以先导自居,希望中国循迹而与万国一起左右世界,同享太平。

       一时间,“世界知识”成为时人的熟语,时人对此不仅引介,还积极呼吁,不仅用来规划现实,还被用来倒叙往事。1908年,蒋智由发表《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提出,中国欲得善良之国家,首先不可不明白人民对于国家权利义务之观念,还需要“有世界之知识、公共之道德”⑩。同年,鞠普“论习惯之碍进化”时也提出“世界交通,自有世界之学,斤斤自守,亦徒见其小耳”。(11)次年,江义修“论阅华商联合报之有益”,称该报可以“使阅者知中国国家现处商战世界之地位为何等,中国国人现处商战世界之人格为何等,庶几由比较而感觉之,由感觉而激刺之”,从而奋发有为,“唤醒其国家观念与世界观念”。(12)又据《申报》报道,两湖同乡京官拟联名上书恳求为戊戌年免官的陈宝箴开复恩谥,理由是陈“富于世界知识,而又学有本原,实为近世督抚中所罕觏”(13)。

       1910年,梁启超撰写《说常识》,将常识分为“本国常识”和“世界常识”。“世界常识”可视为对“世界知识”重要性的拔高,而梁启超的界定,既明确了其基本内容,又将其与国家意识直接关联。其言曰:

       为国民之一分子,而于国中必需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夫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皆常识缺乏,则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以吾所见,全国中大多数之愚民,其常识之分量程度去标准太远者不必论,其所称学士大夫者,可分为二种:其一、则略有本国之常识,而于世界之常识一无所知者,普通一般官吏及老师宿儒是也。其一、则略有世界之常识,而于本国之常识一无所知者,普通一般之外国留学生是也。夫吾侪既为国民一分子,以与国人交,同时又为世界人类一分子以与各国人交,而此两种常识者,不能调和而常缺其一,则犹之无常识也。(14)

       从其同年所作《官制与官规》中,则可看到世界常识比本国常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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