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纾(1852—1924)虽非维新派中人，但他是维新派政见和理论的最佳回应者、实践者。他认同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的政见，并付诸行动，用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把自己的难以弥补的缺点转化为没有人可以企及的优点，以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人，翻译了189种西方小说，通过这件惊人的工作，把中国读者带出去看世界，也把西方文学移植到中国，促使中国文学发生史无前例、不可阻挡的巨变。他的古文家身份以及他对古文的专业敏感，本来可能是他接触西方的最大障碍，在当时却成了他介绍西方文学的最有效工具。康梁最希望看见的打破东西文化隔膜的局面，在他二十多年努力笔译中终於实现了。然而故事就像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小说一样，并不以中国传统式的大团圆收场。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辛勤劳作之后，他惊觉他所迎来的事物，竟然要动摇他安身立命之所的孔孟道统。於是他奋然而起，在传统势力沦亡之际，舞动戈矛，希望回天转日。[1]可惜历史潮流逆转不得，中国社会已经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走上了世界化的不归之路。 梁启超在1920年写《清代学术概论》，提及林纾的只有寥寥数句： 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风行於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於新思想无与焉。[2] 林纾晚年因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在五四运动(1919)前后已成了人人皆得而骂之的“歹角”，不骂他好像就显不出自己进步。梁启超在这种情势下有意贬抑林纾，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我们回顾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前后林纾对改良事业的支持、对康梁的同情、以及他的翻译事业对引进西方文化的贡献，梁氏的这几句评语便显得很不近人情了。“因文见道”，是林纾利用了古文家的特长，在1913年以前的译书中，大量加插序跋，借题发挥，呼应康梁的维新、立宪主张，发挥了他们力所不及的功效。他全面的把西方社会介绍到中国读者面前，使梁启超介绍的新思想、新学理可以落地生根，是梁氏的功臣，不能说“於新思想无与”。梁氏透过日本文献接触西方文学，他肯定知道林氏翻译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札克、孟德斯鸠、雨果、托尔斯泰、小仲马诸家，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欧洲第二三流作者”。（事实上梁氏也一再称引莎士比亚，又在《新小说》上刊登过雨果、托尔斯泰诸人的肖像。）林纾的古文宗尚唐宋，也曾感於知遇之恩，为桐城派“护法”，可是他从来没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高兴人家把他列为桐城派。在桐城派被视为“谬种”的时候，梁启超特意给林纾派一顶桐城派的帽子，颇有落井下石之嫌。林纾以后对梁启超深表不满，恐怕也与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几句有失分寸与敦厚的说话有关。[3] 激於爱国救国的热情，林纾曾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把康梁的言论奉为北斗明星。1897年初，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的“论幼学”专章，林纾马上以村塾教师的身份加以回应，取白居易(772-846)讽喻新乐府之体，用浅白近俚的语言，写了《闽中新乐府》32首，在1897年底付梓印行，作为童蒙教材。他在自序中说： 儿童初学，力图强记，骤语以六经之旨，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吾友魏季渚爱而索其稿，将梓为家塾读本。[4] 他对传统教育的反省，新教学形式的尝试，以至他对西方的认识与取法，都明显有《变法通议》“论幼学”的影响在。“论幼学”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的童蒙教育，批判了幼学授经的做法，提出了“歌诀书”的构想，都为《闽中新乐府》所遵循。32首的内容，尤其紧贴着梁氏所列举的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各项，[5]而且能够把中国同世界比较，从而看到中国的处境和问题。这里面有警醒瓜分之祸的《国仇》（“激士气也”），有敦促认清当前中外形势的《渴睡汉》（“讽外交者勿尚意气也”），有检讨童蒙教育的《村先生》（“讥蒙养失也”），有提倡女子教育的《兴女学》（“美盛举也”），有反对缠足的《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有揭发社会问题如荷徵杂捐的《关上虎》（“刺税厘之丁横恣陷人也”），有讽刺科举取士的《破蓝衫》（“叹腐也”），有感叹鸦片之祸的《生髑髅》（“伤鸦片之害也”）。这组诗与康梁的政论有共同的主题：取法西方，改良中国：它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他学习西方的迫切之情。胡适(1891-1962)在近三十年后才看到林纾的《闽中新乐府》，大为惊讶，认为这组诗说明作者“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也“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6]当梁启超和夏曾佑(1863-1924)、谭嗣同(1865-1898)还在以“撏撦新名词”为“诗界革命”的时候，林纾已经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以白话写诗表达他的新思想了。 出於对改良派理念的认同与宣扬，林纾在文章中不断提出要学习西方，要吸收新学，他也常引西事以作举例。他在1900年写的《译林叙》中说： 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於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而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矣。[7]他在1902年撰《尊疑译书图记》，称美严复(1854-1921)翻译的《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1820-1903]:The Study of Sociology)，强调西学的重要：[8]在1905年写的《洪罕女郎传跋语》(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6]:Colonel Quaritch,V.C.)，他提到自己讲学时“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於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9]而在《伊索寓言》识语中更强调不学则要沦为奴隶。[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