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咏史诗的寄托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体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朱自清先生曾将之归为比体诗。他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诗言志辨》）这四类诗当然都是托诸他物以言情，非径情直语者。但若细分起来，他们又有层次与程度的不同。就咏史诗而言，有的只是吟咏本事，有的重在发论，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说得上是真正的比体诗。这类作品，在处理史实、运用史料方面，在史体与诗体的取舍上，表现出逐步由史体向诗体过渡的趋向，也体现出古代诗学观念逐步成熟的路向。

      一、咏史辨体

      上面说过，并非所有的咏史诗都属比体，而只有蕴含寄托的咏史诗才是真正的比体诗。那么，在咏史诗中哪些或哪类作品才是有寄托的呢？这就需要辨别。

      关于咏史诗的体制，前人已有多种分类。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实史料的运用，从这个角度入手，可以分辨出何种形式的咏史诗才是有寄托的比体诗。

      我们通过对历代咏史诗的排比甄别，发现其运用史实史料的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是以诗体传述历史，诗人对史实史料的采用多为一人一事，除对历史人物与史实作一般吟咏外，对史实之外的东西没有更多的议论和寄托。我们姑且把这类作品称之为传体咏史。比较典型的是《文选》所录卢子谅的《览古》一诗：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与之将见卖，

      不与恐致患。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蔺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贤。

      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挥袂睨金柱，

      身玉要俱捐。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爰在渑池会，二主克交欢。……

      这首诗吟咏蔺相如渑池之会完璧归赵的故实。从诗中看，卢谌除了以诗句较为完整地记录蔺相如渑池之行，称其美德外，无其他托意。《文选》中另录有张协《咏史》一首，形式也与此相类。卢张二人的咏史，反映了作者对史实史料的依赖，诗人除了对史料的熔裁取舍外，尚不能从一般的叙述历史进入到对史料不即不离的运用，是典型的“以史为诗”。这一类作品，我们很难将其视为比体诗，充其量可以说它是诗体的历史。清何义门曾视卢张的传体咏史为正体，他说：“咏史诗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1]正变之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向有轩轾高低之意，如汉儒以风雅正变说《诗》即是如此。但何义门此处以正变说张左二人，却未必有轩轾之意。所谓咏史诗乃括本传，不加藻饰，是指从班固以来的咏史传统而言，以先起者为正，继起者为变，历史上也有其例。何义门说张卢为正，即自有咏史以来，括本传，美其事而咏叹之的写法是咏史诗的传统写法，而到左思，这种写法发生了变化，是为何义门的正变之说。当然，象卢张二人的传体咏史诗的写法，在同时及其后的咏史诗中依然存在，只不过其他类型的咏史出现之后，更受人欢迎，传体咏史反不为人重视。

      二是论体咏史诗。它比传体咏史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对史实史料的采用不一定限于一人一事，有的开始错综历史人物和事件；二是在对史实的叙述中掺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判断。这一类作品自左思以后非常多见，我们以左思的《咏史》其七为例：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

      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但世无奇才？

      遗之在草泽。

      在这首诗中，作者吟咏了四贤——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采写的对象已不止于一人一事，而是错综人事，混成一体。其二，作者处理史料也不再象卢张咏史的单纯叙史，而是史为己用，杂以议论，成为史论合一的体制。

      第三类才是蕴含寄托的咏史诗，我们称之为比体咏史诗。其发端亦源自左思《咏史》，但至唐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这是在论体咏史的基础上咏史诗的新发展。这类诗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搅碎古今，入其兴会”（王夫之语），诗人对史实史料的撷取，不再刻意求其实，也不着意于作一般的叙述，也不是借助史料作直露的渲泄，而是对史实取其一点，融入情景的描绘，令人生成篇终接混茫的艺术感受。这类咏史诗对史料的采用是蜻蜓点水式的，有时甚至如镜花水月，不粘著，不拘泥。其中成就较高者如李商隐，他的《隋宫》一诗堪称典范：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混用隋炀帝欲另取芜城作帝都、又欲从扬州南游会稽、以及在东都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以光照山谷、并开河植柳等故实，以讽刺炀帝贪图享乐，昏顽不明的品行。篇末点出陈后主、后庭花，与隋炀帝作比，更使人联想到唐末社会现实，寓意深远，颇有托意。诗中对若干引用的故实，并不作细密的铺叙刻划，而是点到即止，使读者自悟。这种处理史实的手法，有异于上述两种咏史诗较为单一的视角，较为质实的铺叙，而是融史实、情景、意绪于一体，包容性更强，意蕴更丰富，应是咏史诗的至高境界。

      从上述三种体制的咏史诗来看，并非所有的咏史诗都属比体。象传体咏史，徒咏一人一事；论体咏史，体制如同史赞，均更近于史体，与诗的特质尚有不小的距离。只有立足于史料，又不依赖于史料，融通于古今、飞跃时空限制，在史料中寓有个人意绪情操的咏史诗，才是比体咏史。而这类作品，往往寓含寄托，是我们考察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