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当桐城文派的声势已经形成，其影响渐及于东南各省之时，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群常州籍作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阳湖古文的别有建树，因为是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所以，近代以来，大凡讨论到阳湖派，总是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视各人对阳湖派别有建树的程度与性质的不同估价，而意见纷纭。大要可分两类意见：一是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如徐珂《阳湖文派》曰：“桐城、阳湖，名为两派，其实一源。”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曰：“清代中叶，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自注：此所谓桐城派也）。”甚至在名分上仍以桐城派概称阳湖派。在此之前，早有王先谦、孙宝田、马其昶等人反对有所谓阳湖派的名目。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亦谓：“语其渊源所自，则亦出自桐城，只能称之为桐城派之旁支。”二是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文派。最早当推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在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以“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三类加以统摄。姚华《论文后编》认为：“（明人）惟震川远绍龙门，独为有成，下开方、姚，为桐城派。而阳湖一脉，犹嗣文园。两系相竞，至成门户。”将桐城与阳湖看作各自为阵。梁启超将阳湖派古文的性质确定为：“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东润也已不讲“旁支”，而讲阳湖派的“别开门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七十三“恽敬”）。为了尽量恰如其分地把握两派的关系，除了从总体创作风格的角度确定阳湖派的自立程度[①]，还有必要以事关两派分合的人员为线索，考察彼此交涉的性质。本文即着重于后一方面的探讨辨析。 张、刘容受的“和而不同” 张惠言本人对师承刘大櫆古文的表白，是研究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时不可回避的文献材料。其《文稿自序》曰：“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馀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文中提到的王悔生，名王灼，桐城人，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九，他“少居枞阳，海峰奇赏之。从游八年，学锐进。继馆于歙，与金蕊中、程易畴、吴殿麟及归安丁小雅、武进张皋文交友。皋文颛志经学，属辞喜俪体。先生（即王灼）见其《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因举所从受文法于海峰者告之。后皋文学成，其论文必及悔生，阳湖派由此起。”这是对桐城派与阳湖派渊源关系的一种解释，不为无据。 张、王的交游始于两人客居安徽歙县时。张惠言在《鄂不草堂图记》一文中，提到他与王灼十年间的聚散情况。记文写道：“乾隆乙巳，余客岩镇，时园荒无人，尝以岁除之日，与桐城王悔生披篱而入，对语竟日。朔风怒号，树木叫啸，败叶荒草，堆积庭下。时有行客，窥门而视，相与怪骇，不知吾两人为何如人也……明年，余与悔生皆去岩镇。又十年，余复来，则园已为（金）文舫所有……文舫与星岩昕夕歌啸其中，燕饮属客，余时时在座。而是岁十月，王悔生适至，信宿草堂乃去。”二十五岁的张惠言来歙的原因，其侄张曜孙记载最清楚：“歙金公云槐守常州，奇伯父文，其弟奉直君杲延课其子，歙之从学者日众，乃并延府君（即张琦），令弟子分受业焉。”（《宛邻诗》卷末附《先府居行述》）歙县人而任官常州的金云槐，是当时徽州著名学者金榜之兄，他看重张惠言的文章做得好，因此张惠言被其弟金杲延请到歙县岩镇教授子弟。他所记游的鄂不草堂的主人金文舫，就是金云槐的次子。张惠言至少在乾隆五十年已与王灼相识。次年，两人都离开了岩镇。这一年，两人同榜乡试中举。此后的十年中，他们南北奔走，曾有较多的时间同在京师，并于乾隆五十三年、嘉庆元年两度重逢于歙县。因而交往可谓不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赴礼部会试或谋求出仕，张惠言、恽敬、庄述祖、庄献可、左辅、吴德旋等一批常州人士，在乾隆朝最后的十年内都有先后客居京师的经历，得以时相往来，切磋学问文章，成为这批同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基地。而王灼也与这些常州学子有所交往，据吴德旋《恽子居先生状》载，恽敬充任教习的数年间，与同州庄述祖、庄献可、张惠言、桐城王灼等“商榷经义古文”。 在张惠言“奋发自壮”的青年时代，王灼作为文学之友，向张惠言传授刘大櫆的古文法，对于张惠言从事古文创作，自然起到劝勉的作用。张惠言与王灼的关系，谈不上是师徒关系，因此说张惠言为刘大櫆的“再传弟子”[②]，似不甚切当。由王灼作中介，张惠言得以了解刘大櫆的古文之学，并对刘大櫆的古文造诣作过钻研，其诸多撰述中，就有一种是《刘海峰文钞》二卷。不过，为了准确了解刘大櫆对张惠言的影响，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略作说明： 其一，刘大櫆的文学成就有其特异的风貌。即以桐城派典范作家方、刘、姚三家而论，后人往往惯以方、姚并举，其实也从一个方面暗示刘大櫆的古文对于桐城宗风形成的作用，与方、姚相比尚有差距。应该说，桐城派古文之所以能显耀文坛，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所指示的创作门迳较宽，尤其是在方、刘之时，门派的规制可以说尚不甚分明，个性化的创造生机较少受到束缚。例如，《清国史》卷四五载姚范“所为诗文不主家法，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方苞与刘大櫆也是“各殊所造”。这一点，应该是为张惠言所看重的，因为其《书刘海峰文集后》一文曰：“明甫又言：‘海峰为古文既成，乃著藉为望溪弟子。’呜呼，两人故相为先后哉？”王灼亲受教于刘大櫆，对于刘大櫆的师承问题的说法，本来甚有可能为张惠言所接受，但张惠言却深表诘难。关于方、刘是否存在师徒关系，从各种记载看，几乎可以说是在两可之间。方苞曾在《与魏中丞定国》中称刘大櫆为“及门”，顾名思义，这自然意味着视刘为弟子，但似乎又是为了便于在公卿间替他延誉。刘大櫆的弟子吴定《海峰先生古文序》指出：“先生文章得自天授。年二十九，学成游京师。灵皋侍郎见而惊赏之，令其拜于门。然而两人之文各殊所造。”并说刘大櫆的“文章不由师傅”。看起来，刘氏一方面曾向方氏行弟子礼，另一方面又“文章不由师傅”。论者究竟看重哪一方面，往往各有用意。若强调刘氏古文的独特性，往往淡化他对方苞的师事。张惠言认为方、刘二人未必“相为先后”，其用意当与他看重刘大櫆古文的独特风貌有关。刘大櫆古文的哪些方面对张惠言别具吸引力呢？张惠言没有作具体表述。从风格上看，刘大櫆的创作，在桐城诸子中是以才高气肆富于藻采为特色，这一特色与张惠言的才性及为文旨趣较为接近。因才高气肆而不甚固守宋儒义理之学，使刘大櫆的古文较少道学味，刘师培认为：“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论文杂记》自注）说“欺世盗名”，可能言之过重，不过，说刘大櫆“稍有思想”，这对于辨识刘大櫆的特异之处，可谓一语中的。阳湖诸子的思想根柢不拘限于以宋儒之学为极诣，在这一点上，刘大櫆的创作是乐于为张惠言所借鉴的原因之一。另外，刘大櫆标举过“文贵华”之说（《论文偶记》），方东树《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也曾这样对比过刘大櫆与方苞之异：“（刘）学博论文主品藻，（方）侍郎论文主义法。”就是说，刘氏更注重文学的唯美的要素。张惠言学文是从骈偶入手，尊重汉魏六朝美文传统，不废藻采，这种审美旨趣也使他易于对刘大櫆的古文发生亲近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