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一生行踪资料甚少，迄今未见直接或正面的记载，但欲对关氏创作深入考察，其行踪探索即为不可避免之事。今拟就手头有关资料，结合关氏作品，作一些推考。 一、做官、退隐、涉足曲坛 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关汉卿原籍山西解州，曾官金太医院尹，生年约在公元1210年至1214年之间[①]（金大安二年至贞祐二年），金都恰在1214年南迁汴梁。关汉卿何时离家赴京任职，目前不得而知，但总要等到成年之后则是一定的，故可断定关氏离开解州大约在公元1225年以后至1230年以前这个阶段，而这正是该地区杂剧演出的繁盛时期。 据今人考证，远在金都南迁之前，今晋南地区的院本杂剧即已十分繁盛。从目前出土文物看，有金代前期的稷山县马村、化峪、苗圃金墓杂剧砖雕，金代中后期的稷山县吴城村金墓砖雕等等。特别是侯马市（距解州不远）牛村出土的金董祀坚墓葬文物，反映了大安二年（1210）杂剧演出状况，尤为研究者所重视[②]。其后直至入元从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到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下葬的芮城县永乐宫旧址潘德冲墓土石棺前壁戏台，仍可看出当地的戏剧演出一直繁盛不衰。关汉卿出生于此地，自小即受到表演艺术的熏陶，这对他后来丰富的戏剧创作无疑有着良好的影响。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金廷弃汴京南逃，又在蔡州苟延残喘了两年。这期间关汉卿的行踪未见明确记载，推测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逃走降宋或降元，一是随残金南下。从关汉卿具体情况看，此时年纪尚轻，又处朝内闲职，对时局的敏感较军政要员来说要迟钝得多，不会在短时间内作出投靠新主的举动，甚且不可能逃亡避祸。据《金史》，金室虽然因南迁蔡州苟安，以致许多朝政难以正常进行，但太医院事却大抵维持运作。如直到哀宗天兴二年（1233）八月，即金亡前五个月，《金史·哀宗下》尚有如此记载：“辛丑，设四隅和粜司及惠民司，以太医数人更直，病人官给以药。”显然太医院职能一直维持到最后，至被作为维系围城人心的重要依靠。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太医院正职官的关汉卿出走和逃亡都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肯定关汉卿任太医院尹一直和残金共命运，则金亡后关氏的命运及政治态度即可想而知了。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有这样的记载： 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此，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由此看来，亡金遗民后大多归入河北真定。这大概亦是元好问携白朴于金亡后不回山西隩州故里而“卜筑于滹阳（真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次大规模移民毕竟不同于流放囚犯，控制得不可能太严密，只要在这一带方位不变，具体落脚点也略可选择。根据现有资料，关汉卿并未在真定居住过，而是在真定东北的古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境）留下了踪迹[③]。因金甫亡，蒙古统治者既不准亡金遗民留居金后期都城汴梁和蔡州，也必不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金都中都（今北京）去（忽必烈重建中都并更名大都是金亡数十年以后的事）。关汉卿新居住地既无回解州原籍之可能，即可推定他已于此时定居祁州。祁州距真定旧城不过区区百里之遥，符合遗民流徙的大致方位，况此地自宋时即始为“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④]，有“药都”之称，关氏担任“掌诸医药”[⑤]的太医院尹期间即有可能常至此地，乱后投靠老关系来此隐居极有可能。按年龄推算，关汉卿此时不到30岁，父辈应当健在。今安国县伍仁村镇周围仍流传关氏祖父、叔父等事，或可参证[⑥]，但这同关氏祖居该地的传说构不成因果关系。 关汉卿在祁州既可以说是乱后避难，也算得上是隐居。伍仁村是个乡镇，无论多么繁华，对于他这个“盖世界浪子班头”来说，不那么适宜。真定虽然近在咫尺，又有“故都之遗风”，但毕竟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样，同样处于附近不远的燕京（中都）即成了关汉卿理想中的新居住地。 中都乃金之故都，金室南迁后改为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重新营建此地，复名中都，四年后增建新城并迁都于此。又五年（1272）正式定名大都，此距金亡已逾30年之久，关汉卿也已由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步入了知命之纪。然按诸史实，金亡后不久，志在经略中原的忽必烈即重视“汉法”及对亡金遗民的搜罗任用。从公元1242年任用刘秉忠（僧子聪）、1224年任用金状元王鹗开始，金遗民事实上已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优遇。到了公元1252年，亡金名儒，素为遗民之首的元好问也北上朝见忽必烈，并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⑦]。此时，关汉卿虽未出仕，但其活动当不会感到困难，作为一个天性好动不喜静的“高才风流人”（陶宗仪语），他不会甘心局促于乡村终老而毫无作为的。解州、汴梁这些他的原籍和长期居留地固不必说，真定即在附近，当亦为常游之地。“离了名利场，钻入安乐窝”[⑧]，这个“安乐窝”不仅是隐居地，而且还是“嘲风弄月”的另一个代名词。可以说，此时的关汉卿，一个人即沟通了平阳、汴梁、真定三个元杂剧早期集散地。正是处在这些环境和条件下，他的“初为杂剧之始”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