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四六文

      一

      四六文在宋代文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如科学考试、政府公文、交际书启等，仍然通行四六。但经中唐与北宋时期的两次古文运动之后，四六文接受了散文的影响，宋代作家在作四六文时，以古文的气势行文，加添古文的长句，多用成语而少征引典故，因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宋四六。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二：“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作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这里道出了欧阳修是宋四六的开创者，王安石与苏轼则是宋四六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然苏轼的四六文又有自己的特色，不仅进一步解放四六文体，而且文笔多变、舒展自如、意切语美、情理兼茂，其成就与对宋四六作家的影响，是在欧阳修之上的。

      首先来看苏轼的制诰文。《苏东坡全集》有《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为其元佑间居翰林院时，代皇帝所拟的制诰。制诰文例用四六，谢伋《四六谈麈》：“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洪迈《容斋三笔》卷八亦云：“四六骈丽，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至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简笺书祝，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风味不厌，乃为得体。”苏轼的制诰不仅警策精切，而且感情充沛，气势宏伟。制诰虽为代皇帝所作，但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苏轼制诰文的一大特色。元佑二年三月，文彦博累上表乞致仕，苏轼代用《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许批答》：

      卿出入四世，师表万民，无羡于功名，而有厌于富贵。其所以忘身徇国，舍逸就劳者，岂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渊，光景不陈，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际，损益非轻。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而长者去之。卿自为谋而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药饵有间，时游庙堂，家导之乐，何异此？

      文彦博为四朝元老，任将相五十年，元佑时宣仁太后命平章军国事，特许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思礼甚渥，盖当时朝廷颇需如彦博老成持重者。然彦博年老，亦倦于党争，无岁不求退。苏轼此作于挽留文彦博之际，可谓循循善诱矣。

      苏轼所作除授之制亦充满感情，如《除范纯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高平郡开国侯加邑实封余如故制》里评价范纯仁：“器远任重，才周识明，进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萧生之忧国。朕览观仁祖之遗迹，永怀庆历之元臣，强谏不忘，喜臧孙之有后。”范纯仁为范仲淹子，神宗朝反对新法，哲宗朝司马光为相，又不同意司马光尽改熙宁、元丰法度，政见颇与苏轼同。元佑三年四月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忠恕二字为座右铭，于尖锐对立的新旧两党颇多调和，并多次为苏轼、苏辙兄弟辩诬。苏轼此制写得热情洋溢，绝非一般官样文字。王巩《随手杂录》载：“……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时，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苏轼是抱着报答知遇之恩的心情撰写这些制诰的，其忠义赤诚，发自内心，正如李《师友谈记》云：“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故苏轼知无不言，其代撰制诰也绝非仅是朝廷的传声筒。《梁溪漫志》卷二：“元佑间东坡在翰林，当草文潞公（彦博）、吕申公（公著）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辞迁官、宗晟辞起复诏，皆以为未当，不即撰，进具所见，以奏朝廷，多从之。”可见他的制诰文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是苏轼所作制诰也特别能感动人心的原因。

      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卒，司马光予吕公著简曰：“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续资治通鉴·宋纪七九》）苏轼亦力主厚加褒恤，《王安石赠太傅制》即出自苏手，文曰：“将以非学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的事业、学术、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理解与推崇，反映了苏轼秉心至公和胸襟的阔大。苏、王政见虽然不同，但私交始终不渝。王铚《四六话》卷下：“先子尝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学颂其道德勋业者，不可以数计也……然不若子瞻赠太傅诰曰：‘浮云何有，脱屣如遗’，此两句乃能真道荆公出处妙处也。世人谓中含讥切，恐大不然。”此论极是。

      苏轼爱憎分明。心中之事，不吐不快，《曲洧旧闻》卷五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同书卷七又载：“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急引疾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暨绍圣初牵复，知江宁府，惠卿所作到任谢表，句句论辩……使其得志，必杀二苏无疑矣。盖当时论列，多子由章疏，而谪词东坡当笔故也。”刘攽虑及个得失而不敢作，苏轼则毫不畏惧，责无旁贷，反映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神宗朝，吕惠卿投合王安石，以安石之荐为参知政事，后力求擅权与王安石反目，极力排之，至发安石私书于上，是一地道小人，《宋史》列之《奸臣传》。苏轼于吕惠卿为人深恶痛绝，故行其谪词，义正辞严，痛快淋漓。《步里客谈》载：“东坡行吕吉甫责词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子聪，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曰：‘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此制一出，“天下传诵称快焉”（《续资治通鉴·宋纪七九》）但苏轼因此制也被政敌抓住了把柄。绍圣元年，新党当政，虞策、来之邵言苏轼作制诰、讥谤先朝，便举行吕惠卿谪词“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为证，责贬惠州。苏轼一生得罪于文字之祸，即使所制诰文也不能免于罗织。

      再来看苏轼的谢表。唐宋谢表多用四六，《容斋四笔》卷十四云：“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可见谢表写法已形成定式，所以此类多为官样文章，少有真情实感。苏轼的谢表则不然，试看《徐州谢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