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

       《德意志人物志》(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以下简称ADB)是德语世界关于历史人物信息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它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主持下，历经三十多年编撰完成(1875-1912)，共计56卷，收录人物信息约26500人。ADB的编撰目的是协助学术研究，历史学家往往关注其实用层面的价值，而对这套大型工具书内容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在作了必要的学术梳理后，发现对《德意志人物志》的整体性研究极为薄弱，至多是对ADB编撰过程的梳理，或者对特定卷册的内容简介。①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学者的研究习惯性关注ADB作为资料的实用性，而忽略了从整体上把握这部大型工具书所蕴含的信息。二是即便有学者意识到ADB作为群体传记研究的价值，但在“数字人文”方法和思路得到认可之前，还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切入庞杂的数据。本文试图作一次尝试，用新的思路与方法对《德意志人物志》进行挖掘，希望让德国史研究同行留意，以揭示人物辞典的另类价值。②

       一、工具书概貌

       实际上，《德意志人物志》是能够充分折射德意志史学传统的经典项目。这部大型工具书的执行机构“历史委员会”，在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推动下于1858年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德意志历史科学的发展。委员会成立之初，兰克就计划编撰一部助力德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工具书，但并没有被即刻执行。约十年后，时任历史委员会主席的兰克旧事重提，并且委任里利恩克龙(Rochus von Liliencron)负责具体操办，不久又有威格勒(Franz Xaver von Wegele)加入，正式启动了这个庞大的计划，最初预计全套丛书有20卷，并于1875年出版第1卷。ADB致力于为历史研究提供高标准的基础资料，不仅在文献保存方面成为标杆，也是德意志史学传统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呈现。③其实，在第1卷前言，编撰者就坦言，虽然收录的人物囊括古今，但是对仍然在世的人物一律不收录。尽管这些人物可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编撰者顾忌的是，他们无法找到能够不偏不倚对这群人物进行历史定位的编写者，④许多参与编写人物志的作者甚至是这些人物的门生或者至交，这样就很难用中立的态度进行书写，更谈不上兑现兰克史学观念中“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主张了。从这个意义上说，ADB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德意志历史学家践行客观史学理想的具体案例。

       不过，学界仅仅以工具书的态度看待《德意志人物志》，低估了“人物志”的学术价值，虽然ADB在编撰之初确实定位于工具书。然而，在更加开放的思路下，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解读ADB的意义。比如，人物入选的标准、人物传记的书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等，⑤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最初的设计中，ADB的编委会曾经试图推进一项囊括4万人的庞大计划。在实际的工作中，编撰者意识到这个容量不太现实，随即就涉及如何取舍的问题。历史人物的筛选标准，往往又同如何界定“德意志人”紧密相关。在人物志的编撰过程中，关于德意志的认知确实存在扩大化倾向，既没有“局限在德意志的地理范畴”，也没有拘泥于德意志的民族性。收录的德意志人物，在时间跨度上往前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时代，历史委员会的编委们用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他们对德意志早期历史的认知。从地理范畴看，有出生在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等地区的历史人物，这些区域曾经隶属于“德意志”文化区；也不乏来自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人物，他们由于家族背景、诞生地、发挥主要影响等因素与“德意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ADB收录。换句话说，入选ADB的考量完全基于是否与“德意志”存在“紧密的精神关联下的共同的生活经历”，⑥毫无疑问，这样的标准建构了一个外延极其宽泛的“大德意志”想象。

      

       图1 ADB收录历史人物的来源⑦

       ADB开始编撰的时候，恰好是德意志帝国统一不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政府来启动如此声势浩大的文科工程，难免让人怀疑与彰显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不无关联。兰克从一开始就将这项工作定位于记录“著名的德意志人”，从文化的角度激发“民族”自豪感是他没有言说的潜台词，但ADB的后续工作一直朝着编撰一部“国民传记”的目标迈进。实际上，早在“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出现在德意志思想语境之前，⑧ADB就已经开始了塑造“民族纪念碑”(nationales Denkmal)的种种努力，“通过历史人物来呈现德意志在历史、学术、艺术、经贸等领域的发展”。⑨

       ADB除了能够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变迁之外，我们还可以用“群体传记研究”(Prosopography)的思路对历史人物进行解读。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向来就存在把具有相似出身、经历、思想、职业等群体并置在一起进行书写的习惯，如《圣经》的使徒列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世纪的圣徒传等。⑩在学术的意义上，“群体传记”的概念在1743年就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劳伦斯·斯通对这个概念的内涵给出了简洁的定义，他这样写道：“群体传记通过对历史上一群行动者经历的集体研究，探索这一群体具有共性的背景特征。”(11)简而言之，“群体传记”关注某个社会群体的共性特征，研究者对相关群体提出一组相同的问题，通常需要收集被研究对象的姓名、生卒时间、地点、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职业、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信息。(12)通过对各类信息的并列组合，研究者试图发现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找出思想史、建制史或历史演进的潜在模式。“群体传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厘清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群体传记研究方法更加容易落实，不论是构建人物数据库，(13)还是把地理信息系统(GIS)运用到历史人物的研究中，(14)都能够看到数字人文技术与群体传记方法的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