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在文化理论发展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一种朝向文化的转向。在这种转向过程中，“文化”也被重新阐释，并又一次成为社会学理论的焦点。乘着这股东风，国内青少年研究也掀起了文化研究的高潮，并吹响了“重返”文化的号角[1]。由于引入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诸如实践、话语、符号、身份等概念在强化了青年的建构主义特征的同时，也推动着青少年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这种转向既与“政治的青年”不断式微这一趋势一唱一和，也以文化权威在当代社会的消散为前提[2]。它承认青年与社会各有不同，并将青年视为独立的文化行动者。它在否定了青年是生物学的自然特性的本体论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将青年视为一个自变量，因而必须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进行阐述。 文化转向不仅否定了青年从属于社会的结构主义观，也为由于这种否定而引发的新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文化研究引入的新概念和方法论，对于处理“青年”这种没有不变形式或更好状态的恼人的社会学对象非常有用[3]，它使人们能够将青年作为一组持续的、结构的、通过符号来表征或再现的关系加以研究，这些关系来自青年群体的实践活动。换言之，文化研究将青年分解为拥有独特生活方式、表征不同符号系统的亚群体，不同符号系统反过来又将青年作为一种社会差异形式来建构和再生产。但是，文化转向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如何在“政治的青年”式微时评价青年文化中的政治内容，如何在肯定差异的同时维护青年的平等与团结一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构成了青年研究“重返”文化的理论初衷，也成为重新审视这一转向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一、“重返”文化的青年研究 1.青年研究的困境是文化转向的内在要求 吴小英认为，目前的青年研究的困境是对青年概念赋予的难以承载的负担的产物，是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过度焦虑的产物[4]。换言之，“政治的青年”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当前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青年作为行动的主体，应该也能够规定自身问题的属性。而在社会结构中的青年问题中，卢德平的《中国青少年发展：问题与对策》则引发了另外一种困境。卢德平令人信服地指出，任何指向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的举措，最终都会面临青少年自身需求的检验[5]。在他看来，要准确把握青少年的真正需求，离不开真正意义上的青少年参与，离不开作为主体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伙伴关系建构。 卢德平认为，青少年参与需要融入儿童所能接受的图像、娱乐的元素，在为青少年参与廓清途径上的障碍的同时，使青少年自身的意见和态度反映在与其利益相关的整个决策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卢德平与传统上将青年视为结构中的附带现象的做法分道扬镳。在传统的青年研究中，青年由于承载特殊的社会角色期待，而成为有待启蒙或规训的对象[6]。陈映芳也谈到，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青年导师在建构青年的角色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正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赋予“青年”一种特殊意义，并以“青年”角色为媒介将年轻人与社会联结起来，使其形成特定的相互关系[7]。因此，青年的行动始终受到成年人的各种动机的调节。卢德平的青少年参与则强调参与的有意义性，其中尤其强调青少年是否自愿，参与是否出于成年人良好动机的设计[8]。在这种重新定向中，重要的不是研究青年如何承载社会角色的问题，也不是研究文化权威或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或塑造青年的行为方式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承认青年为一个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再现自身独特生活方式的同时，去探究这种符号性表达是如何建构世界的，是如何影响个体行动与社会变迁的。 正是这种转变，使青年从一个社会角色的承担者或生物现象转变为文化或社会范畴。廉思认为，强调青年的文化差异或社会维度，它既符合当下青年接受教育的比例和时间都大幅增加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同青年主动远离政治与权威这个过程相伴而行。在他看来，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结构同青年人以感性为主的心理活动并不相容，青年有着他们独特而鲜活的价值理想和生活准则[9]。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跟青年的具体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实践，而非价值或者目的。只有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在青年头脑中扎根。进而言之，即使在当前背景下“政治的青年”仍然隐约在场，他们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扮演问题，更非那种笼统的政治认同问题，而是一个青年如何“实践”意识形态的问题。 2.重返文化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及其符号化展现 意识形态通过青年具体生活实践而展现的观点表明，是生活世界这个总体而非青年的价值观驱动青年的行为。这就意味着，实践既非某种一成不变的规范或价值，也不是在严格意义上受物质决定的因变量，青年通过实践去践行意识形态，并阐明或展现其意义。它也意味着帕森斯意义上的文化通过提供行动指向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效果并非由内在于意识形态中的价值所促成的，而是由青年自身符号性的行动和表达所生产出来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和认识青年，不仅要考察青年是如何使用文化，更要接纳文化是一种符号性表达的观点。孟登迎认为，尽管文化有三层不同的含义，但第三层关于文化是某个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及其符号化展现的观点对于辨析何谓青年文化至关重要[10]。约翰·R.霍尔和玛丽·乔·尼兹也认为，文化研究的动力之一有赖于采取一种“文本的转向”，这一转向将社会空间连同印刷材料一起视为文本，并探讨社会世界是如何文本化地显现、概念化和赋予意义的[11]。 因此，研究文化的使用要求转换文化的概念，这并非一种方法论的强制，它关系到青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被理解为反映社会秩序的结构问题，抑或是体现青年主体性的能动性问题。“政治的青年”之所以能将青年视为共享价值或规范并以此为行动指南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它坚信文化是人主观拥有的思想、信仰、价值和动机，它主要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剥离青年概念承载的各种角色，强调青少年主动为之的有意义参与，实际上就是将青年文化看作是青年的具体实践活动，并强调话语、符号实践和身体表达的结构效果。从这种观念出发，研究者所实际研究的“政治的青年”就不再是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简单再现或主观信仰，而是具化为青年个体或群体公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件和活动。由此可见，将文化定义为符号性表达的做法对于青年研究能否“重返”文化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