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分类号：G34 M14 017
近年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与我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阶段性因素的叠加，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时期。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必须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通过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促使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广泛共识。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建设创新型社会。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至2016年12月，民营经济创造了接近70%的GDP。民营企业也是目前全国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的领头军。以民营企业中的互联网产业为例，一大批“互联网+”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涌现，使得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不断融合。研究显示，我国互联网经济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并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消费点，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大的新增长极和创新空间，而在这一经济转型中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维维度。在宏观维度，主要研究了经济体制、市场环境(Bhattacharya et al.，2017)、相关政策(如行业政策，政府补贴)(白俊红和李婧，2011；解维敏等，2009)等对于企业创新的驱动；在微观维度，主要研究了企业中高管特质(王清和周泽将，2015)，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企业家创新精神(庄子银，2005)，以及企业本身特征，如股权结构、企业信用等(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
除了上述常见的对于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之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企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非市场化驱动因素的影响，而其中社会资本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Goss and Robert，2011；Hasan et al.，2017a；余向前等，2013)。社会资本可以影响企业的融资投资以及运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融资角度看，企业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存在的问题是融资渠道与融资约束(张杰等，2012；卢馨等，2013)。而社会资本的作用就是一方面体现在加强融资渠道的获得以及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刺激企业的融资意愿，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从投资角度看，企业创新所顾虑的是创新机会难以把握，创新结果难以实现，社会资本在其中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帮助企业(借助政府力量，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等)以较低成本抓住创新机会，实现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也越高。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从地区、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次讨论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且将三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交互处理，研究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相互影响效果。以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其获取资源并帮助企业把握投资机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决策影响有相互替代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创新决策的一个影响因素，已有文献虽然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从经济政策、公司治理、企业家个人特征等方面来研究不同因素对于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社会资本是其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市场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Allen et al.，2005；Guiso et al.，2004)，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完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创新驱动因素。其次，本文研究了社会资本在企业层面的经济后果。已有文献充分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企业融资成本(Lins et al.，2017；Amiraslani et al.，2017)以及企业决策的影响(Degryse et al.，2016)，但是社会资本对于创新决策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这个角度补充了来自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最后，已有文献通常只研究了地区、社会或者企业家个人某一个层次的社会资本，本文将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不同层次社会彼此相互作用的相关文献。
本文的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样本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地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
已有文献对于社会资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这里我们采用了Guiso et al.(2004)对社会资本的相对狭义的定义：“社会资本是社会群体在进行有价值的社会活动中为了克服‘搭便车’行为所共同分享的一种持续性的价值观和关系的统称”。
在地区层面，同一地区的经济个体彼此之间会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行动形成地区的社会资本。地区社会资本的增强，同一地区共同分享的价值观相对更为一致，因此社会资本加强信任程度，从而提高经济效率(Guiso et al.，2004)。个体组成群体，信任程度的加深使得企业可以减少对合作方的额外调查监督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经济个体更依赖信任彼此之间的诺言，降低合同的执行成本，从而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精力投入到研发过程中。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的研究显示信任度是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