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6-0001-05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如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中国史学界也开始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精神对中外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进行研究，愈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都在借此机会开展纪念活动，以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历史学界也当义不容辞，从学术演变的脉络、从学理标准、从现实需求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为今后“再出发”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有鉴于此，笔者以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为例，试图从学术史、理论方法的角度，对四十年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动力源作一鸟瞰式的扫描。必须强调的是，讨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问题，不能仅仅限于这四十年，要将之置于更长的时间之流，才能彰显其历史积淀和时代特征。 基于个人的研究经历和对学术史的了解，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缘由，总括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或者说历史学者充分运用这四个方面的优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乃至外国史研究也大致如此。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丰硕 在阐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学来源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由这些成果来检验笔者所讲的史学来源是否与之相符，是否有道理。 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为例，暂且不论学科建设、研究队伍、学术团体和研讨会的发展，只看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拓宽就可窥见端倪。譬如，先前研究较多的课题，如关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近代工业、中国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等，继续深入探索，提出了新见解；以往研究较薄弱的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邮政、财政金融、市场贸易、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等，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课题，如近代企业制度、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市镇经济、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等，已引起学者的兴趣；过去研究较侧重于晚清时期，民国以后的研究相对薄弱，如今这一情况已有较大改观。在资料建设上，数量之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就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言，通论性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汪敬虞等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多卷本(1840-1897、1897-1927、1927-1937年，共8卷，1937-1949年尚未出版)，规模分量最为庞大，也最为权威。专题方面主要有：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以上仅是举例言之，并非全部。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囊括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二、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者明显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一传统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史学来源和重要动力。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既有正史的“二十四史”，也有其他各种官修史书、民间史书以及难以尽数的历史文献资料，还有探究史学方法论的专书，如最为著名的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议》。才、学、识、德以及追求历史真相等标准，已经成为深入中国史学研究者骨髓的根本大法。以上历史传统，自古以来一直绵延至今，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1966-1976十年浩劫，前十七年的历史研究大多遵循了优良的古代史学传统，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资料和学术成果。当然，如后所述，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历史事实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借“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东风，中国史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尤其是1966-1976年那段历史时期作了反思，更加认识到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价值，并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中国近代经济史大家吴承明对此作过深刻阐述，他指出，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以来就是实证主义的，至清乾嘉出现精湛的考据学。考据学主要是考证史料，史料是认识历史的基础。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1](P191-192)。吴氏的这一看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历史学者的心声。回视四十年的历史研究，凡属有价值、有影响的论著，可以说无一不遵循了这一原则。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强调：“没有充分、翔实的资料尤其是足够分量的新资料，所谓新观点、新方法只能是无米之炊。课题组成员遵循‘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并未一味地在观点、体例结构上‘标新立异’，刻意包装，而是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搜集、挖掘和整理、提炼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叙述和阐发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2](《前言》，P2)笔者相信，所有认真、严谨的学者都会坚持这一历史研究的基本底线，这是最值得珍视、最值得继承的古史传统。当然，这个传统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传统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自己的源头罢了。 三、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清末尤其是民国时期，学者已开始研究近代尤其是早期近代史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学者对古代史学传统的继承主要是方法、思想和意识方面的，而对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就不仅仅是方法、思想和意识的对接，而是在具体成果上也有直接承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