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8)05-0001-10 一、引子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批阅日本人石丸藤太所著《蒋介石传》，发现有许多“不确之处，形同小说”，其中关于蒋介石“投机发财，贡献为军费”一事，蒋介石专门在日记中写了一段辨正： 此或在民国六年中德绝交时，德使以大宗款项贡献于本党革命之款所误会，以此款由余经手也。 蒋介石的这一段话语焉不详。同年，蒋介石在《杂录》栏内补充说： 民国六年，中德绝交，中国加入协商国参战，本党竭力反对。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回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当时唐绍仪暗示陈炯明向总理追问，此运动海军之款从何而来，总理只答其可问介石自明。及余抵粤军时，陈即向余追问。余乃设辞曰：卖却交易所各股票之所得也，陈乃信以为真。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机百万元所得资金贡献总理，作军费之说，其或亦由此以误传误而来乎？ 蒋介石的这段日记涉及近代史和中德关系史上的重大事实，为前人所未知，或知之甚少，需要深入探究、考辨。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的一个青年人枪杀，成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个月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其中，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组成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等国组成协约国阵营。这次战争，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即宣布中立。1914年8月6日，袁世凯政府公布《局外中立条規》，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同月23日，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以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迅速出兵山东，攻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占领原由德国占有的势力范围。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中国近代历史进入皖系军阀的统治时期。继起的段祺瑞政府表面上赓续中立政策，实际上逐渐倾向于协约国，准备参战。1917年2月初，德国宣布潜水艇锁海计划，通牒各中立国，于其封锁线内，不准船只往来，美国船只和人员因而受到攻击，美国愤而与德国断交。2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约见黎元洪和段祺瑞，游说中国政府与美采取一致行动，声称美国政府将给中国以“资金援助”[1]。同日，段祺瑞政府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征询日本意见，日方劝告“自以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2]。2月8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决定，抗议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日本对段祺瑞政府的态度感到满意，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于11日面告章宗祥，深望中国与德绝交后，进一步加入战团，日本政府“必以诚意为中国谋其利益”[3]。北京政府觉得是个机会，章宗祥于15日会晤本野，要求在中国与德绝交后，日本能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及有关各国同意，中国提高关税，延期偿还庚子赔款。17日，本野对章表示，在中国政府对德绝交后，日本方可向各国代为周旋。此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遣其密使西原龟三来华，商谈中国参战条件。24日，署理外交总长曹汝霖会晤西原，希望日本在中国政府公布对德宣战以前保证做到三项：1、延期偿还协约各国的庚子赔款；2、永远撤销对德、奥的赔款；3、提高进口关税。同时，要求贷款2千万日元，作为宣战的预备金。此后，协约国的驻北京共公使们即“多方诱使中国参战”[4]。 3月1日，载有华工900人的法国商船亚多斯号在地中海被德舰击沉，542名华工丧生。3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内阁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同时拟就致章宗祥密电，要求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参战后希望获得的三项权利。4日，段祺瑞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文件上盖印，同时签署拍发致章宗祥密电。黎认为未经国会同意，就与协约国商议参战条件，有违宪法精神，拒绝拍发致章密电。段与黎发生冲突，愤而辞职，出走天津，北京政府陷入瘫痪。6日，段在得到黎元洪“尊重内阁责任”的保证后才回京继任。10日、11日，北京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均以压倒多数，相继通过对德绝交案，决定加入协约国。14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国绝交。4月25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在北京举行军事会议。段称：所谓参战，无须出兵，只须派出劳工。参战后，可得到日本借款和军械。段祺瑞的这些话大合督军们的心意，会议于次日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1日，段祺瑞再次召集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为题，20多个督军及其代表闯进会场施压，会议一致决定对德宣战。会后，段祺瑞偕同国务员们向黎元洪汇报，黎仍表示：须国会同意。 段祺瑞政府的绝交和参战决定立即引起中国政坛的纠纷与冲突，赞成与反对者各持己说，互不相让。梁启超和孙中山分别是两派的代表。梁启超认为“一战”的结果，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中国参战，可以借此收回失去的利权，增进国际地位。为此，梁启超不惜加入段祺瑞内阁，以示支持。孙中山主张中国“严守中立”，坚决反对段祺瑞政府参战。 1917年3月，有英国重要人士会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孙中山经过“详慎审虑”，于3月8日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表示“中国若破弃中立，将于中英两国均有大害”。他以中国“共和肇造，尚在幼稚时代”，经不起纷扰为理由，说明自协约国强迫中国参战后，中国政治家之间已经“争执甚烈”，“今若再生意见，或致引起大乱”，同时说明中国有“排外愚民”和“回教徒”等两种“强固而危险之分子”。倘若因中国对外宣战而激发起他们的“排外心理”和“仇外精神”，就可能出现“戕杀外人”的第二次“拳乱”。这将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引起协约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为此，他明确地告诉英国首相，他打这通电报，不仅是为救中国，也是为了维系对英国的友谊。电称：“中国处此地位，自不能望其于严守中立之范围外，别有所行动。仆之所以以此项有害之运动唤起阁下之注意者，不仅因区区之愿望欲救中国于危机，亦因对于贵国素具最恳切之同情。”[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