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B222.6 晚近半个世纪，在道德哲学领域，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或译德性伦理)与道义论(deontology，或译义务论)、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鼎足而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赞成美德伦理的哲学家对其涵义及形态做出了越来越丰富的发展，比如，一些学者在儒家那里也发现了美德伦理思想。(cf.Yu；Slingerland；Angle & Slote；Sim；Huang)另一方面，美德伦理在当代的复兴，一直以来也伴随着各种批评。①本文拟从《荀子》文本所提供的一个案例“子发辞赏”出发，关注其中对“辞赏”这个一眼看上去体现了谦让美德的行为的批评，在考察其内在理据的同时，将其与当代西方对美德伦理的批评进行比较。 《荀子·强国篇》②提到了一个“子发立功辞赏”的故事。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 根据杨倞的注，公孙子，齐相也，未知其名。子发，楚令尹，名舍，未知其姓。(参见王先谦，第287页)在公孙子讲述的这个故事里，楚将子发率军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蔡国之地尽为楚国所有。事平之后，楚王论功行赏，子发却坚辞不受。站在楚国的立场，子发是一个大功臣，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可是子发自己不这么认为，他宣称功劳属于主上和将士，他不能将众人之功据为己有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奖赏。子发强调“众威”，却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似乎他个人在事件中无足轻重。这当然不符合实际。子发的这番话，是典型的自谦之词。故事讲述者公孙子没有正面对子发作什么评价，但按杨倞的理解，公孙子对子发应是颇有好感。③ 然而，《强国篇》的作者④却大不以为然： 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主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固”，按照杨倞的解释，陋也。(参见王先谦，第288页)《强国篇》的作者不认为子发的境界有多高，相反，他讥笑子发的见识固塞鄙陋。子发“辞赏”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表扬，反而，还被扣上了好几顶帽子：1.反先王之道；2.乱楚国之法；3.堕兴功之臣；4.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可以认为，《强国篇》作者对子发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指控。这种指控，初看之下，明显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悖，让人不禁想问：这对子发是否公平? 何以《强国篇》作者不认可“子发辞赏”的行为?何以他要对这个一眼看上去体现了谦让美德的行为提出责备?让我们用现代语言将《强国篇》作者的论证重构如下： (1)可普遍性论证&诉诸律法的论证：人的行为不应违背普遍规律或律法。⑤ (2)后果论证：正确的行为会带来后果上最大的善。⑥ 上述“诉诸律法的论证”，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文中明确提到了“楚国之法”。对于“可普遍性论证”，需要做一点说明。孤立地看“先王之道”，似乎是某一时段的经验、知识，但由于《强国篇》作者强调它“非独一人为之”以及“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可知它具有超时空、必然等特点，这正符合康德所说的“可普遍性”。“后果论证”方面，作者是用了对比的方式进行说明，首先说正确的方式(即立功受赏)带来的正面效果，然后再说子发的方式(即立功辞赏)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对比，加深了读者对子发“辞赏”行为的危害性的认识。 经过以上重构，《强国篇》批评子发立功辞赏的理由，其哲学依据就变得一目了然： (1)可普遍性论证&诉诸律法的论证——道义论(例：康德主义) (2)后果论证——后果论(例：功利主义) 如果熟悉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状况，以上批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义论与后果论对美德伦理的批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是可以被证成的?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顺便处理一个枝节问题，这个问题对本文的论旨不是决定性的，但可能是不少人所关心的。那就是：《强国篇》对子发辞赏的这种批评，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儒家式的?虽然笔者认为，《强国篇》对子发辞赏的这种批评是不是儒家式的，一点也不影响这种批评自身的理论价值，但笔者还是愿意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笔者的看法是，就我对儒家文本、义理的了解，《强国篇》的这种批评被看成是儒家式的，不会遇到特别大的困难。 首先从文本上来说。曾经不止一个文本记载了孔子批评子贡赎人让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