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这是当代道德哲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直觉，即道德责任以道德自由为前提。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一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他就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直觉显然是正确的。 在道德责任与道德自由问题上，当代道德理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相容论、自由论和强决定论。虽然这些道德理论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们都承认道德责任以道德自由为前提。对于相容论和自由论，人是自由的，从而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虽然强决定论主张人不是自由的，但是它也认为人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对于强决定论，道德责任仍然以道德自由为前提，尽管它对两者都加以否认。如果当代道德理论都认为道德责任以道德自由为前提，那么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道德自由? 在西方道德哲学中，主要有两种道德自由的观念，即“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鉴于这两种道德自由观念都存在重大缺陷，我们试图提出第三种自由观念——“人的自由”。这种“人的自由”由两个原则构成，它们是自主原则和选择原则。 一、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 自近代以来，西方有两种主要的自由观念，一种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行动自由观念，另一种是以康德为代表的意志自由观念。前者关注的焦点是行动自由，它认为自由的本质特征是没有障碍，而且它用必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人的行动，尽管它主张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后者关注的焦点是意志自由，虽然它主张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不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但是它在自由中强调的东西与其说是自由行事，不如说按照法则行事。 对于行动自由观念，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没有障碍。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当然，一个人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他会面临主体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然而，自由的障碍不是指这些限制，而是指来自外界的强制、威胁、操纵或干涉等，这些东西会阻碍一个人的行动。没有这样的外界阻碍，一个人就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按照这种行动自由观念，虽然一个行动是自由的，但它归根结底是由先前的因果事件决定的。也就是说，从事件的因果关系锁链来看，这个自由的行动是必然的。这种观点为道德自由与道德责任带来了双重麻烦。首先，我们说一个行动是必然的，这意味着它一定会发生，而不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然而，大多数道德哲学家认为，只有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人们才拥有道德自由，而人们只有拥有道德自由，才会对自己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其次，如果一个行动是因果关系锁链中的一环，那么这会导致道德责任的无穷回溯。因为按照这种因果关系，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是负有责任的，这会要求他对导致其行动的原因也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由先前的因果锁链决定的，那么这会导致责任的无限回溯，即我们在追问某个行动的责任时，会继续追问责任的责任……以至无穷。在这种无穷回溯中，行动的道德责任就会出现问题。 除了“行动自由”之外，西方道德哲学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意志自由”，而这个传统主要是通过卢梭和康德传承下来的。如果说在“行动自由”的传统中自由意味着没有阻碍，那么在“意志自由”的传统中自由意味着服从法则。对于卢梭，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是指他能够自愿服从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对于康德，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是指他能够服从实践理性所赞同的道德法则。 卢梭主张，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享有自然的自由，但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国家之后，人们所享有的“自然的自由”就变成了“社会的自由”。与自然的自由之无拘无束相比，社会的自由需要服从法律的约束。因此卢梭认为，“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1]30。自由需要服从法律，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卢梭把人民的意志称为“公意”，但是公意既不是所有个人意志的代表，也不是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和。对于卢梭，所谓自由是指个人应该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这实质上意味着个人必须服从公意。如果任何个人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不服从公意，那么全体人民就要迫使他服从。按照卢梭的说法，迫使个人服从法律，这也就是“要迫使他自由”。因为在公民社会里，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卢梭的自由观念中，有两样东西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他的公意是神秘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是什么；他的自由观念中包含有强迫的含义，即迫使个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一般而言，康德的实践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卢梭的，在政治哲学方面更是如此。就此我们可以说，康德的自由观念与卢梭的自由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我们可以把两者所说的自由都视为“意志自由”，但是与卢梭相比，康德的自由观念有三点明显不同。第一，康德认为，人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在行动时应该服从道德法则。虽然两者在自由中都要求服从法则，但是康德所说的法则是道德的，而卢梭所说的是法律的。康德的道德法则是实践理性建立的，即“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2]40。卢梭的法律则是通过人民的意志建立的，即法律规则的内容体现的是“公意”。第二，在康德的自由理论中，理性拥有最高的权威。虽然意志是自由行动的直接动因，但是“理性在实践法则中直接决定意志”[3]24，因为归根结底理性为意志立法。然而在卢梭的自由理论中，意志拥有最高的权威。不是理性决定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个人的理性。第三，康德明确提出，自由概念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自由意味着没有外部原因的限制，而积极的自由意味着服从道德法则。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持有双重的身份，他既是法律的服从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因为每个人都是立法者，所以在他对法则的服从中，一方面，他是自愿服从法则的，另一方面，他服从的是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则，因此，康德把这种对法律的服从称为“自律”。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积极自由就是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