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8)04-0017-07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在极大解放人们思想的同时，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丽日和风。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其斑斓色彩和丰富形态在向世人展现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之时，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笔触。 这里的“反思”，指在思维中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往历史，重新审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在分析成败得失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 一、反思路径：两场大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在引发人们反思“文革”深层社会机理时，也引发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如此？”的追问，思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为何？”等问题。打开这一追问和思考之门并引导学界走向思路深处的，便是发端于70年代末并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场大讨论。 一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起点，①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学界就“何谓真理的标准？”、“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以及“真理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这场讨论尽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②，然而，它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作为走向新时期之初我党的一次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返本”运动，它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作为“文革”后全社会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为打开长期以来套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枷锁，引领思想解放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改革开放大幕即将开启之际中国理论界的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反思高度政治化、单纯意识形态化的哲学，摒弃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营造了宽松的理论环境和良好的舆论氛围；作为全党、全社会、全理论界的精神引领，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 这场讨论具有强烈的学术意义。由它引发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进而延续到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实践唯物主义”，在适应社会大变革要求哲学观念变革的时代需要中，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向长期囿于“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从认识论范畴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方式，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而在被过去一直视为神圣的辩证唯物主义“铁壁铜墙”上，开凿出第一个缺口。“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强调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和中心地位，高扬人的主体、价值、地位、权利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重大突破。这一重大突破，对3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无疑极为深刻和深远。 二是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这场讨论以朱光潜在两篇文章③中率先提出的“人道主义”问题，汝信、王若水的文章④中率先提出“异化”问题为开端，学界从1980年开始了对该问题的热烈讨论。从1980年起，讨论文章大量涌现，将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卷入其中，许多刊物还开辟了专栏⑤。在长达数年中，学界就“何谓人性？”、“何谓人的本质？”、“人性与人的本质的概念区别何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有何关系？”、“能否用异化观点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反思促使学界将研究视角伸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并围绕下述问题展开：(1)辨析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产生三种基本观点：肯定者认为应当肯定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意义；否定者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应当停留在人道主义水平；折中者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但只能限于伦理道德领域。(2)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地位，并形成三种基本见解：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基石并在其后不断发展；异化理论只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不成熟的理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从旧唯物主义向新唯物主义过渡的中介环节。(3)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并出现两种对立的理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相连，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而非私有制，因而没有劳动异化，所以不能以异化解释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分工，社会主义社会分工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不可避免。(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还是其它基点，并形成两种基本观点：肯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关键，就是通过将抽象的“人”还原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将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视为社会历史的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反对者则主张从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去理解“人”而不是相反。 对于这场争论，尽管至今仍然评说不一，但讨论中涉及的人的尊严、地位、权利等问题，在释放人们潜藏于心十年之久的悲痛情感同时，也触动了人们痛定思痛的神经；它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等问题的争论，在促使学界反思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时，也推动了学界从哲学层面，思考诸如“文革”中各种非人道的现象何以形成的深层机理。而它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和辨驳，对于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性、发展特点以及适用性、发展前景等问题的深入理解，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如今，这场争论虽已结束⑥，但由它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整个理论界，乃至全社会对“人”的问题深入思考，却绵延至今。学界随后价值论研究、90年代的人学研究、21世纪的人权研究，乃至当下的公平、正义等问题的研究，一定意义上都是当年这一争论的后续或别样表现形式。而中央高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⑦、关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论⑧、关于“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的思想⑨，则在将关注“人”的问题提升到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战略高度同时，表明了这一讨论的当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