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 20世纪后半叶以降，持久而热烈的空间探讨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球的理论状况，许多学者以“空间转向”来描述这一现象。在这一浪潮中，哲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确切而言，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等“空间科学”，而且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通货。从西方经验来看，空间转向并非把理论关注从时间转移到空间那样的单纯理论现象，而是引起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涉及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新定向。这是因为，“转向”在根子上乃是对现代性批判路向的重新定位，既涉及本体论承诺的更新，又涉及对理论本身介入世界方式的再探讨，更是理解当今人类生存和未来文明的思想转变。对于我们来说，借鉴“空间转向”的相关理论成果来推动哲学发展，既非简单地增加诸如城市化、空间正义等论题，亦非简单地提出某种体系化的空间哲学，而是在于我们能立足当代生存经验来阐明有别于既有现代性的新文明探索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从而为民族发展提供知识学支撑，进而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一、“空间转向”的理论逻辑与政治含义 流行的空间转向研究，大多都只是强调空间论题或者地理学概念和方法在诸如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中的快速增长。(cf.Warf & Arias，pp.1-2)然而，这只是表面问题。作为人类生存及其体验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与空间，二者缺一不可，我们亦不可简单地断言既往社会理论遗忘了空间。那么为何提出“空间转向”？ 关于空间转向，笔者曾作过一些分析，认为它是包括元理论更新、现实研究以及新型政治学诉求这三个层次的思想动态。(参见胡大平，2014年)在此，本文将通过对流行研究的回应再度深化相关讨论。流行研究注意到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德里达等激进思想家在空间转向运动中的显赫位置，或偏爱列斐伏尔-哈维，或偏爱福柯-德里达。前一组思想家更多是从时代主题和左派政治角度，后一组思想家则从理论逻辑角度，共同推进了空间转向的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流行研究叙述了空间转向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学术效应，然而极少提出这个问题：尽管这两组思想家在理论和气质上迥异，但他们何以共同构成空间转向的旗手？这个问题与空间转向的实质密切相关，需要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法兰西思想，从其变迁中去寻找答案。在这一变迁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换等重要理论动向是一体的，它们都构成了后来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前奏；而在历史叙事上从时间优先性(以历史学或历史哲学为代表)转向空间优先性(以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为代表)正是所有这些动向的共同底蕴，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发挥着前提性作用。 一般来讲，促成空间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前一组思想家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和都市革命的研究、哈维关于“社会正义与城市”的研究、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以消费社会为中心的“都市问题”研究，都把目光投向了都市及其运行过程，而这些思想又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这是空间转向的主线之一)的兴起，这是对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刻反思。确切而言，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推动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激烈重组，引发了复杂而深远的社会后果(如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这些后果在空间上的表现则十分突出(如郊区化、居住的种族隔绝、城市衰败等等)。鉴于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为何将城市研究置于自己的政治议程了。但仅从这一角度还不足以把握空间转向代表的历史叙事，我们还必须面对来自卢卡奇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这一传统，既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前以法西斯主义为焦点的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批判(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又催生了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二战后的介入式的政治态度，这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以学生运动为首的新社会运动的思想支撑。不过，它们却被六八运动失败所代表的整个困境推入了僵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哈贝马斯代表的德国思想的交往转向，利奥塔代表的法国激进左翼的后现代转向，拉克劳和墨菲宣布英语世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等等，这些新的理论动态实际上都是传统左派理论在多方向上的突围(即转向)，且它们都是直接以告别马克思为出发点的。而空间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得到了表达，并因此与其他各种转向具有相似性：它不仅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而且还包含着对它所依赖的现代性的基本假设的质疑。不过，空间转向理论的逻辑形成在时间上却早于这些动向，并因此是一种与马克思更为复杂的思想对话。这构成了后一组法国思想家们的故事。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回溯整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国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它一直都在寻求不同于德国传统的现代性批判。这既是它们始终无法摆脱马克思的原因，也是始终将德国理论(从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哈贝马斯)作为其对话者的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式微后，“法兰西理论”被美国学院奉为圭臬并制造出“(后)结构主义”思潮，其原因亦概源于此。①空间维度正是这一理论生长的重要基点，它试图通过批判萨特、打开历史理解的新视野，并以梅洛-庞蒂对萨特“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Ultrabolshevism)的批判作为理论起点。1952年，梅洛-庞蒂与萨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决裂。次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梅洛-庞蒂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清晰地指明了自己与萨特在理论上的对立，他强调：“马克思因此没有将辩证法移植到事物中，而是将它移植到了人类中。当然啦，这里的人类是连同他们的人类机构一块把握的，而且他们通过劳动和文化参与到了改造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事业中。哲学并不是一种幻想，它乃是历史的几何学。相应地，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也因此不再是历史逻辑中的一种失败，而是其条件。没有这种偶然性，存在的就只有历史的幽灵。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向何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就既不再具有重要性也不再具有意义”。(梅洛-庞蒂，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