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我们开始遭遇复杂的空间权利问题。一方面，人们日益把空间作为一种基本的、甚至核心的主体权利看待，为了获得、保有、增大自身的权利而进行空间营建、空间竞争、空间交换等行动。通过这种空间行动，社会整体的空间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空间景观、空间样态不断优化，空间成果不断累积。可以说，空间权利的生成与拓展、人们空间权利意识的提升、对空间权利的追求，是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空间权利的发育、演变也表现出某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当人们过度追求自身的空间权利，甚至把空间权利作为至上性的主体权利、至上性的个人化、区域化权利看待时，空间权利就可能走向固化，当权利日益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粘稠性权利时，其发展效用、动力效用就会发生反转，从正向动力反转为一种发展阻力，成为一种阻碍整体及个体发展的梗阻性力量、逆文明因素。 所谓权利粘性，就是由于权利的过度个体化或区块化、区域化、国家化，由于微观、区域或体系主体对自身权利、利益的理性或非理性坚持，也由于国家宏观制度对权利确认与设置的片面化、刚性化，不同层面的权利主体围绕空间、物品、财富等权利对象所形成一种相互纠缠、胶着、无法改变与推进的状态。在这种相互胶着、扭结的状态下，所有主体都丧失了行动可能，所有主体的权利都无法进一步改善。 城市发展与更新中日益难以解决的拆迁难、钉子户、过度维权等问题，是我国空间生产开始遭遇复杂权利粘性问题的重要表现。空间生产是当代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要发动机、重要标尺。空间生产的停滞，既是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进入相对停滞状态的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其后果是使空间生产丧失了变迁、更新的可能，并最终危及所有人的空间权利，危及区域与整体的综合发展。在充分激活、运用空间权利的动力效用的同时，防止与克服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对保持空间生产的活力、可持续性，对增进个体及社会的综合权利、权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空间权利：主要内容与粘性风险 当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来指认城市化、城市变迁的本质时，其重要贡献在于从本体论、方法论的高度揭示、确认了以城市为代表的空间不是固化或既成的纯自然、纯客体，而是人与客体、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性的社会实践创造物。这一点正如安杰伊·齐埃利涅茨(Andrzej Zieleniec)所说：“认识空间也就是认识社会世界，并最终导向对我们自身的认识。……空间不仅是计划、逻辑与科学的世界，不仅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世界；空间也是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居住、交谈、使用的世界。……空间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并需要进行批判性分析。”(Zieleniec，Preface，p.8) 当列斐伏尔、哈维、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认为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是一种基本的主体权利时，认为当代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空间不正义时，他们更是直接指向当代空间生产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同主体之间在空间占有、规划、使用、治理等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城市权利本身就标示着一种处于首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中有个性的权利，有居住地和主动去居住的权利。进入城市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同财产权有明晰的区别)，是城市权利的内在要求。”(Mitchell，p.18)哈维认为，空间生产是实现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的一种方式：“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哈维，第299页) 列斐伏尔等对空间权利与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揭示，无疑抓住了当代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对平等空间权利的呼吁也具有巨大的理想建构与道德批判意义。但问题在于，从历史看，空间生产与空间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如果空间生产停滞了，空间权利，包括其他权利，还有扩大与平等的可能么？我们认为，空间与权利关系的合理化，空间权利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关系的合理化，不是通过道德批判就可以实现的。权利本身、空间与权利的关系都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空间的权利化也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推进的进程，需要对权利本身以及空间与权利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 正如诸多法学家所揭示，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向性的以个体为导向的主体资格与主体能力。权利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的实现，一种获得具体资源、利益、权益的资格、正当理由。“权利概念之要义是一种资格”(米尔恩，第111页)，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们接受或获取对象性资源、利益的一种比较优势。权利是人们主张、获得某种利益的一般理由，为人们采取某种行动提供正当性，为人们所承认的合理的“权利给予我们法律‘正当’的信心”。(德沃金，中文版序言，第3页)当我们说“这是我的权利”时，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正当、正确、无可置疑的。 虽然权利是自我导向的，但从权利生成与实现的结构看，权利也是一种社会性、关系性存在，孤立的人无所谓权利。“在享有一项权利时，他人的角色至关紧要”。(米尔恩，第112页)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人与人关系的意义上，才有所谓的权利问题。只有在社会整体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保障与文化知识语境时，个体导向的权利才有可能产生、实现和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