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的考察和诠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它关涉社会生活的基本诉求，又包括空间生产、空间经营、空间资源分配和享用在内的所有空间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广度、深度展开，大量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聚焦于空间，形成了普遍性的空间正义理论呐喊和实践诉求，驱使人们多角度深入探讨和解析它们。但实践的感触和生活化的理解不能取代唯物史观对空间正义的学术思考与社会逻辑揭示，空间治策的寻求、研制同样无法替代空间正义的学理疏浚和法则寻绎。关于这些问题的社会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做过有益的学术探讨。但真正最早关注并对此问题的社会逻辑解释给出唯物史观奠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城市建设工业化、空间生产资本化的批判，为我们在新形势下研讨与澄明空间正义问题，留下了科学而深刻的致思理路。从唯物史观角度解释空间正义，必须深入厘析这一现象赖以立论、赖以阐述、赖以体认的逻辑理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澄明问题的真义和社会机制。 一、空间正义的立论基础：人权与产权关系 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以空间物化方式的形塑，是其立体表征。了解空间正义，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把正义的界说立论于生产方式基础上。马克思的正义观认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①基于这样的正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空间正义论域无论是对非正义现象的批判，还是对其成因分析，都牢牢立足于生产方式进步与否的考量，去揭示空间正义状况与生产方式的正相关性或同构性，尤其注重从空间人权与空间要素产权的关系展开问题的解释。 (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空间正义 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出于对无产阶级苦难状态的巨大同情和关切，对英国工人的栖居惨境及城市空间权益格局进行了大量实证考察与分析，把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社会不公与城市空间的工业化生产、资本化经营结合起来深入进行社会批判。恩格斯在对曼彻斯特、利物浦、兰开夏郡等工业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工人栖居状况的实地调查与统计材料分析中，翔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工人生存惨境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法则的内在联系，痛斥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极端非正义性。在他笔下，深受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工人阶级，即是在城市生存空间饱受资本力量无情挤逼的苦难居民：工人聚居区街道脏乱，臭气熏天，“小宅子又坏又破，砖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②空间乱七八糟，拥挤不堪，缺少设备，无法保持清洁，没有家庭乐趣；在这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③恩格斯认为，工人栖居的这类惨况，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腐败性、残酷性的空间形塑或具象摹状，是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性造成的苦难现实。他对工人栖居空间的不道德、非人性进行了制度层面的经济追溯，发现“只是工业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业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它们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给人们，剥削贫穷的工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业才可能把刚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无生命的物件……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④这是就工人栖居空间之非正义性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其空间工业化形塑发出的正义讨伐。它让人们清晰看到，在工人栖居空间的筑造和安置中，那些资本人格化了的房地产主，全然不顾工人生存的人道需求和空间栖居的基本人权，甚至连空气流通都不顾，“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⑤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特的“要人”或“大亨”们对城市“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负有重大责任。⑥恩格斯对空间非正义状况的描述与祸因追问，以客观事实感性地确证了房地产经营的资本化对工人空间生存权的深重压制。空间资源支配者，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资源配置、用途安排，除了追求空间投资利润最大化，就是完全按照空间产权结构来处理建筑格局和栖居秩序，大同小异地展现出这样一幅幅栖居空间的阶级界画：“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空气流通的高地上”。⑦这种空间栖居的强烈反差和权益对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和分配中的典型表达。恰如空间正义研究者苏贾所言，空间“正义，无论如何界定，只能通过带有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才能实现。这些社会或阶级的关系明显地塑造着空间”。⑧ 在恩格斯进行英国工人栖居空间非正义性的调查和批判之同时，马克思则用异化理论和人本唯物论思想对城市工人聚居区地狱般的空间惨状给出了同恩格斯如出一辙的描述：“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XV]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即使如此，对工人而言连阳光、空气、清洁的需要也无法满足，伴随他们的是肮脏环境、文明的阴沟引发的人性堕落。⑨马克思将工人阶级这种栖居空间的非人状态，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国界区分地给工人的经济政治虐待联系起来作统一解释：“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⑩工人没有祖国，没有领土，没有立足之地，其普遍的空间赤贫是其权利赤贫的现实写照！ 从社会生产方式考察空间生产和栖居的正义性，让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其资本主义致因的揭示和批判中，促成了世界观由人本唯物论向实践唯物论的转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的第二年，亦即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完成之际，写出了标志唯物史观理论奠基的天才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两人一道投入唯物史观经典《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短时间内同时完成了由人本唯物论向唯物史观的思想飞跃。这一决非偶然的思想史奇观，如实证明了空间正义研究与唯物史观创立的相互联动、原生一致。之后，“空间正义”问题反复出现在其著述中，进一步升华和强化了这一现象的唯物史观诠释。 (二)空间非正义的产权论归因 马克思在深刨空间生产非正义性祸根过程中，展示了这一现象侵害人权的直观性、尖锐性特征：“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11)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房地产等空间资源产权化越彻底、资本化越强势，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栖居空间的人权状况就越糟糕。在马克思恩格斯展示的城市景观中，工厂、商店、银行等资本、财富的空间聚集、扩张，与工人栖居之地的挪移、压缩、败坏同步反向推进。城市空间生产和占有受资本逻辑支配，是其非正义性的祸根：资本家们“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困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赚钱多，花钱少。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演绎到了极致。(12)这种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的资本化，直接否定人权指向的空间正义，让栖居文明发生严重倒退：城市居住状况“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它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13)之所以要把劳动阶级的栖居重新打回连动物都不如的野蛮状态，就是因为空间要素的资本化直接或间接地把自然馈赠的空气、水、光、热等使用价值的因素转化为交换价值，“自然，作为空间，和空间一道，被分成了碎片，被分割了，同时以碎片的形式被买卖，并被整体地占据。”(14)因为空间资源的产权化、资本化，由资本经营所造成的“地理景观同时也表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15)而且，它们还导致社会主体对空间资源态度的恶化与非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