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思想达至巅峰时，仍称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师的“学生”，在他的政治哲学书写中时常闪现着黑格尔思想的印记。马克思走进黑格尔哲学，固然源于在大学期间选修的课程以及他此时对黑格尔哲学文本的阅读，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是促进马克思从自我意识角度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关键。1837年秋，患病的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1](P15)这里所谓“大部分弟子”主要指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至少持续了七年之久，这段经历使马克思深谙为青年黑格尔派改写的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内涵，并以之作为寻求自由的思想武器，成为他政治哲学研究的起点。 一、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启蒙特质 青年黑格尔派“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引发了关于政治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哲学思潮不仅反映了他们对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的重新理解，而且在理论批判过程中呈现出惊人的速度。作为一个类似于启蒙时代重要社团的博士俱乐部，青年黑格尔派这个知识分子团体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崇尚法国革命政治学的德国启蒙学者，他们的思想与康德、莱辛、哈曼相比更具有批判性，也更容易在其所处时代产生波澜。“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2](P62)这场思潮发生在法国1830年革命和德国1848年革命之间，他们将“自由引导人民”的法国革命精神传入德国，力图以高扬自我意识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德国启蒙。 青年黑格尔派在很大程度上将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转化为当时德国急需的启蒙思想，重新发现自我意识及其政治性，赋予其改变人的命运的精神高度。他们曾被当作一个党派来看待，恩格斯说赫斯“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3](P591)，赫斯曾将卢格称作“这个党派的先进战士”，尽管这时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德国还不存在。这些时常在吉佩尔一间咖啡馆里聚会讨论的思想者在深入讨论自我意识哲学等核心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紧密的学术关系，他们在理论批判中试图凸显思想的现实性。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启蒙思想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冲击力是惊人的。恩格斯在评述费尔巴哈对他和马克思的影响时曾说，那是他和马克思的“狂飙时期”，其实这个“狂飙时期”属于当时整整一代德国思想精英。他们试图唤醒沉醉在思辨生活与封建文化气息中的德国现实中的个人。 对这场历时不长的启蒙运动应从政治哲学角度加以重新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苏格兰启蒙学者相似，他们既不将政治哲学视为马基雅弗利式的现实政治研究，也不将其纯粹化为规范的学理阐释，而是在一场思想运动中对现存政治的“副本”作理论批判。究其缘由，“他们自由主义的革命倾向，在当时还很软弱并且具有保守情绪的德国资产阶级那里，未能得到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曾在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支持。因此，他们也像德国思想家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转移到精神领域内，这就必定使他们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4](P152)。青年黑格尔派有些自觉地远离现实政治，沉浸在自我的激进理论中。这从鲍威尔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智的。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不能完全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4](P173)将理论批判当作一种实践，这是很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颇为认同的哲学观念。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并未直接投身于德国社会的“原本”，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他们所处的德国政治现实，无此不足以理解他们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李卜克内西这段话大致描述了当时德国人自我意识的实际境遇：“在德国，政府是人民分开的，并且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似乎是某种最高的存在物，违反任何逻辑，它被说成是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慈大悲、绝对正确这样一些特征的……然而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他所承担的义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政府。”[5](PP33-34)因而，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摒弃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就会启发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处境，寻找实现自由个性的可能。这个思潮对当时的德国来讲无疑是激进的，它一度担当的历史角色有些类似于革命政治学在法国的位置。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确乎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甚至他们有时候也以此自视。莱奥就曾说他们是“新式的百科全书派和法国革命的英雄”[6](PP25-26)，而法国革命政治学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因素就是政治平等。 当时德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家在思想激战中展开政治斗争，成为黑格尔主义激进哲学的最后完成者。“就世界范围来说，德国哲学则不仅是德国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堪称是当时西方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其代表性已超出了德国国界，因为它不仅反映德国状况，也反映英、法等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和成果”[7](P9)。仅在宗教批判方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宗教发生史观、对宗教形式变迁和社会根源的理解比法国思想家具有更深刻的洞见。[8](P38)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神学的秘密就是人本学，从一开始就将人的命运纳入社会历史进程，在人类解放的行动中理解政治哲学的思想使命，因而具有浓重的启蒙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