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性别、生产关系和地理空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生产关系往往决定了不同性别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社会分工，从而影响了其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主要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产中分工的不同而决定了他/她们在家庭和家族的主导作用，进而确定了他/她们主要的活动空间[1]。这种性别化的空间划分往往是以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将人类活动阈于较为私密的家庭空间或者不那么私密的家庭以外的公共空间。长久以来，女性因其在相对较弱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抚养后代、照顾家庭的角色而和家庭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反，男性角色则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与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联系起来[2]。随着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也包括对空间分配的不平等[3]。因此，女性与家庭空间之间的所谓的“紧密的联结”逐渐受到了挑战。 类似的话题在中国也能找到回应。受两千多年父权制文化影响(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关于家庭伦理道德的论述，如“夫为妻纲”等)，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也将女性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里[4]。随着近代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如毛泽东关于“妇女半边天”的论述)，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活动逐渐也不被约束于家庭空间之内。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将女性和家庭“捆绑”在一起，而将男性与家庭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如潮汕地区(泛指广东省汕头、潮州和揭阳等地区)的女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话语中往往被建构成为“遵从五德五行：温、良、恭、俭、让，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拜老爷、煲汤”的“贤妻良母”[5-6]。然而，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潮进发的今天，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步回升，“女性(家庭)/男性(公共空间)”的二元结构是否能够解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潮汕女性是否如日常生活话语所表述的那样在公共领域被隐匿？她们是否遭到误解？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以此为主要切入点，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潮汕女性为观察和分析对象，以文献阅读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讨论潮汕女性在潮汕地区社会经济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探讨性别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旨在以女性主义地理的视角对私密的家庭空间/公共空间以及女性空间/男性空间的二元结构进行解构。 1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公共/私密”空间二元论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强调人(尤其是性别视角下的人)身体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即“身体地理学”。身体不仅代表着人作为一个物质实体的生物过程，而且在不同意义的符号和体系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空间的基本单位[7-8]。其中，作为物质实体的生物过程，其形成的空间基本单位则可被视为身体体验，即大多数人所称的“生活体验”[9]。地理学对身体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自传式文献的人本主义解释[9]。直到2002年，“身体地理学”(body-geographies)一词才正式由女性主义地理学学者Hester Parr正式提出[10]。自此，地理学学者们才开始展开对性别[11]、身体与空间[12]、性征与社会性别[13]等话题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身体地理学研究范式。Elizabeth K.Teather关注人生的不同角色和阶段，分析了身体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展演和对社会感知的影响[14]；Lisa Blackman侧重关注了身体的规划与空间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已规划和正在规划的身体(Regulated and Regulating Bodies)与自我建构的关系[15]。上述研究或从宏观的视角将身体视为一种地理尺度，或从微观的视角将身体视为一种承载空间实践的生物载体来认识和观察世界，后续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体体验及其空间展演[16-17]，有的还关注了现代消费社会语境下身体欲望与自我建构的关系[18]。总的来说，在身体地理学研究中，身体被作为研究空间生产的一种最基本要素和最小尺度(尺度的等级化因此分为了“身体-家-社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七个等级)[19]。哲学家梅洛·庞蒂提出“我们的身体不在空间里，首先属于空间”，只有以身体为基点才能开始向外的观察[20]。身体作为空间尺度，相对其他由社会生产的空间尺度而言有其特殊性，其兼具了生物和社会两重属性，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生物特征，同时也被社会所建构和塑造[19]。基于“身体地理学”的女性主义地理学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之一。 本文涉及的另外一个女性主义地理研究话题是基于身体地理的性别空间划分。Tim Cresswell在其关于“地方”的论述中提及一种“规范地理学”(normative geography)，他认为“地理被本能地赋予一种基本的功能，其将特定的文化价值和行为与特定的地方或空间联系在一起”[21]。基于这种规范地理学，人类社会往往被划分成为二元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私密空间(private space)[21]。其中公共空间往往被认为是政治化的，是由男性主导的，而私密空间往往则被局限于家庭空间，并被认为是由女性主导的，且与政治无关[22-24]。基于这种二元论，公共空间(尤其是较大尺度的国家空间)往往被认为是由男性来操纵的，关于男性的，且为男性而准备的，女性则被排斥在外[25]。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和性别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划分逐渐遭到女性主义学者的严厉批判。Nira Yuval-Davis探讨了女性角色在国家意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以女性的公民意识、文化政治和生物政治实践等为切入点讨论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对国家集体(national collectivity)的贡献[26]；Sikata Banerjee关注了在印度性别、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印度的女性战士和母亲的角色为观察对象，指出女性打破了印度民族主义中的男性缔结，将女性写回到国家气质(nationhood)中来[27-28]；Lorraine Dowler分析了爱尔兰家庭女性的政治活动参与情况，指出爱尔兰家庭女性将女性化的家庭空间“再政治化了”(re-politicized)，同时因为这种再政治化，“政治的公共空间”与“非政治的家庭空间”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29-30]。上述案例从政治、性别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公共(男性)与家庭(女性)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了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