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转向”的思潮下，批判性地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发展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引，同时对新时代文化革新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1 引言 对学科研究现状进行阶段性的评述和总结有利于在整体范畴上把握相关领域的发展脉络，厘清学科发展思路，反思学科发展问题，促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其中不乏曲折坎坷的经历。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学科的发展也都进行了诸多评述和反思，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依然存有分歧的认识，如周尚意[1]、白凯[2]、张敏[3]、沈丽珍[4]、曾文[5]等都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和文化地理进行了综合评述，虽然有所侧重，但其涵盖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当然，本文并不打算对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探讨(如社会文化地理学、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或者对其学科归属问题进行界定，而是从认识论的层面将其看作是一种研究视域和分析框架。它是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对自然、社会、空间、文化等复杂关系系统的再认识和再发展，并且在这一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渗透，并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思潮和方法。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2015年钱俊希等在《地理研究》发表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文章[6]。这是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论文，不仅仅是对文化地理学术争鸣的回应，更是打开了一个学术对话的空间，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内学术圈对(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和高度的学术关注。换言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并吸引了众多眼球。实际上，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立场对立、厚此薄彼”的现象[7]，“新范式或新观点”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旧有”观点或范式的“排除”和“纯化”过程[18]。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地位在学术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克朗(Phil Crang)在2015年云南举办的“社会文化地理国际高级研修班”所做的报告中也指出，英国的人文地理学界对文化地理研究也存在“过于理论化、无明确公共政策、脱离经济领域”等批判和误解。溯源来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火种”孕育在西方语言哲学转向之中，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同时兼容吸引了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思想精髓。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看作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所构成的符号系统[9]。基于索绪尔的理论，文化研究的旗帜性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权力关系理论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将文化实践活动看作是社会表征系统运作的结果，其中充满着不平等的意义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对文化政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之中的主体，其中不断交织着差异的政治和“文化战争”[11]。建立在批判“索尔学派”研究基础之上的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与实用转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结合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近年来发展了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再物质化地理(re-materialization)等新兴领域，知识的生产变得愈发丰富多维[12]。不管怎样，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脱胎于大的地理学领域，而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集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于一体的系统科学[13]。地理学的思考横跨了众多领域[14]，地理学的研究也更为多元[15]，这些多元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关注都为社会与文化地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发展地理学，乃至环境研究、生态研究等学科方向的交叉愈发紧密[6]，而国内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冠以“社会与文化地理”的标签。虽然文化地理学者一直都在强调文化过程的社会和空间属性，但是这种指涉更加清楚地指明了文化地理学扎根于社会现实，不断向空间实践靠拢的态势。无论如何，国内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对话、交流的空间正在被逐渐“打开”，而也正是“保持观点的多样性并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开放、沟通与对话”这一特性，才促使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具备了一种无限交错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同“根茎”(thizome)空间一般在多维的层面展开[16]。总之，基于上述考量，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2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缘起 中国古代有关人文地理的思想和记述知识极其丰富[17]。然而，伴随着中央王朝的衰落和近代西方作为一个新的“真理和知识中心”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反思之路。在前苏联经验影响下，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而人文地理学则被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标签[18]。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自我否定”和“污名化”的伴生品[19]。改革开放以后，在李旭旦先生的倡议下，中国人文地理学进入了全面振兴阶段，除经济地理学之外的分支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17]。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一直处在特定的张力之下——与全球化融合的不断增强不断促使地理学者强化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这要求学者一方面力图同国际接轨加强批判性思想的引进，另一方面要保持本土研究的政治方向正确性。 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领域中，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20]、周尚意等编写的《文化地理学》[21]、顾朝林编写的《城市社会学》[22]、柴彦威等编译的《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23]等都是系统性和规范性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对了解当前研究的总体框架和进展提供了总论式的指引。概括来讲，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地”关系研究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早期大量的论著都集中在探讨自然环境与国家或区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方面。如赵世瑜等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较早地从“人地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文化的趋异和趋同等时空特点[24]。王会昌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国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性[25]。侯仁之所著《黄河文化》以黄河中下游地域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从新石器以来数千年间中华文化的起源与演变过程[26]，是一部具有历史特性的文化地理著作。吕拉昌所著《整合、超越与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生态系统研究》[27]和刘沛林所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28]均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关系和谐共生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其他一些作品对特定的文化元素进行了空间关系的分析。司徒尚纪所著《广东文化地理》详述了岭南文化的发生、发展、传播及岭南地区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的地域分异等内容[9]，创新了区域文化地理理论的发展，是中国首部区域文化地理的学术性著作。张伟然所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除对湖南的方言、宗教、民风、民俗等的空间作了较好的分析外，还特别对影响湖南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和历次移民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30]。在专题性文化地理著作方面，周振鹤等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书中对方言与移民、地理、民俗等关系都做了深入的分析[31]，是一项语言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总结性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