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  

作者简介:
王德(1963- ),男,江苏泰兴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方法与技术、城市与区域规划、大数据与城市空间规划,E-mail:dewang@tongji.edu.cn。上海 200092;顾家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晏龙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字号:

      1 引言

      都市区是指一个大的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倾向的邻接社区的组合,一般以县作为基本单元[1],是指与大都市在城市功能上存在密切关系的区域,一般指通过通勤等日常活动与大都市形成紧密联系的区域[2]。空间形态上,都市区包括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以及与之具有紧密联系的腹地。划分标准上,中心城市一般通过人口规模界定,腹地一般通过与中心城的通勤联系界定,如果通勤联系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该区域就被界定为中心城的都市区,因此都市区的概念实际上接近于通勤区。都市区不仅是一个地域实体和统计单位,更是一种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形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国为例,联邦和州政府机构应宪法的要求,都基于大都市区分配项目资金、制定项目标准和实施项目等,大都市区的重要性和使用频率要远远超过城市的行政地域概念和城市的实体地域[3]。

      都市区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城市的发展带来空间上的蔓延和郊区化,使得居住和就业发生了空间的分离,形成了“都市区”这种空间组织形态。美国于1910年提出都市区概念,并于1949年设立了具体统计标准。西方各国也仿效美国提出了类似概念,并设立了大体相同又有细微差别的划分标准[4]。日本学者金本良嗣和德冈一幸参照美国的都市统计区划分标准,提出了新的适合日本国情的都市雇佣圈(Urban Employment Area,UEA)标准[5]。英国、法国、德国等政府机构也都有明确的都市区界定标准[6]。

      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大都市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使用较为频繁的词汇主要有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城市经济区等;在大都市区的界定标准方面,存在各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案[7-8]。周一星[9-11]、宁越敏[12-13]等学者多次提出过中国的都市区界定方法,但都未被普遍接受。顾朝林[14]提出了基于dΔ系和Rd链的城市经济区划分方法,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经济区进行了划分,并应用于实际规划中。相关研究对北京[16-17]、上海[18]、南京[19]、成都[20]、兰州[21]等主要城市的都市圈以及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15]进行了划分。在划分方法上,这些研究都立足于“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这一都市区的核心内涵,多采用与中心城的时空距离、“经济距离”、客货流量,基于区域相互作用模型[22]和场强模型[23]等方法,定义中心城的影响范围或腹地。另外,相关学者尝试通过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及其联系划分城市的“网络腹地”[24-25],但一般是在一个较大的尺度下,更多反映的是城市之间的联系,而都市区是一个相对中微观的尺度。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用这些方法划分出来的都市区实际上都是“偏大”的,不能反映实际的城市功能地域。众所周知,美国有极高的小汽车普及率,日本有发达的通勤铁路系统,而这些都是国内城市不具备的,也就意味着在超过一定距离后,中心城与外围地区不可能有大量的通勤联系,而通勤联系是界定都市区核心标准,通勤区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统一劳动市场才是都市区的本质之所在[4]。近年来,随着新型大数据的发展普及,利用新数据源更精细地划分城市功能地域成为可能。钮心毅等[26-27]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的通勤区,实际上是“职住平衡区”,用这种方式划分的通勤区已经接近都市区的本质。

      都市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功能地域,以及组成城市群的基本单元[12],对其准确的界定是进行其他研究的基础。周一星先生指出,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正确性[11],美国学者陈金永指出中国城市人口统计口径的误用已影响了学术研究及对城市发展政策的评估[13]。只有首先界定好基本概念,才能进行更深入的后续研究以及国际比较,才能在一个统一的口径下,更好地借鉴国外都市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指导国内都市区的发展。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的都市区相关概念及界定标准,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都市区。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国内外的差异,探索利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指标,并结合通勤联系进一步划分都市区。最后将划分结果同国外都市区进行了对比。

      2 国外都市区划分实践

      2.1 美国大都市统计区

      美国是最早提出大都市区概念的国家,早在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就提出了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strict)概念,其内涵比较接近城市连片建成区。自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由郊区向城市中心通勤的人口,这种跨区域现象的产生使得城市不能简单通过其行政边界来界定,必须有能够反映这种经济联系的概念,大都市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1949年,美国管理和预算局(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定义了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MA),该标准经过多次调整,2003年,新的“基于核心的都市统计区”(Core Based Statistical Area,CBSA)标准发布(表1),之前的标准都不再使用。核心统计区根据中心的人口规模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和小都市统计区(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μSA)。在此基础上,地域上邻近且双向通勤率或“就业交换指数”(Employment Interchange)之和达到15%的若干个大都市统计区和(或)小都市统计区可以构成一个联合统计区(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CSA)[28]。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