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诺拉曾在《记忆之场》一书中追溯记忆与历史之错位与转换①。在法国，公众对共济会的记忆远比其本身的历史丰富，是“记忆之场”的典型写照。法国共济会是在大革命中发挥一定作用的、有宗教色彩的组织。该社团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被污名化，大众因其行事诡秘而心生畏惧，部分知识精英夸大了其在政治权力中的作用，甚至将其与阴谋、政变发动者等同起来。这种记忆由某个时期的某个特殊群体承载并在无意识的演变中受到操控，从而使记忆与历史发生错位。随着历史学学科的兴起，记忆和历史逐渐分离，科学的历史澄清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共济会个别化的记忆。如果说史学领域的“结构转向”始于1929年《年鉴》的刊行②，那么共济会史研究的突破则要推迟到20世纪70年代，近两个世纪以来层累的记忆才从历史中抽离出来③。这一过程是在新史学的兴起，拉维斯式民族史范式的书写被否定，区域、团体的记忆被历史学家重视的背景下展开，得益于讲求实证的历史学科的完善和各种档案的开放。共济会记忆与历史的错位，是不同年代，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语境下的产物④。通过对共济会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que)⑤的爬梳，记忆向历史转换的过程得以呈现，同时折射出历史学从为民族大义背书转向关注社会层面的事实的大致经过。 法国共济会历史的研究方向到20世纪40、50年代才发生转变。首先，维希政府宣布共济会非法，禁止其活动。共济会顺应形势放弃神秘主义原则，主动公开档案。其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共和派和反教权主义者已赢得主动，反共济会共同体败局已定。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突破意识形态的界限取得实质进展。史学家在搜集和整理档案基础上爬梳共济会历史，出版大量论著，再现共济会在法国建立、扩张和衰落的历程，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它与历史上政治运动的关系逐渐得到较公正的对待。这一过程以1974年付梓的《法国共济会史》为起点，学术化的共济会史研究开始成形，不仅如此，历史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文学和音乐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学术共同体，定期召开共济会史专题的学术会议，史学杂志刊载相关题材的论文，共济会史研究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本文首先考察法国共济会的基本历史和1798年以来关于共济会传统记忆形塑的过程，其后梳理各派人士在政治斗争频繁激烈的19世纪对共济会历史的重塑，最后阐述在具体学科规范的限制下专业历史学家对共济会史的重构及其在后现代主义潮流下区域化、碎片化的趋势。 一、法国共济会简史及其记忆的生成 共济会⑥是17世纪以来流行于欧洲的信奉玄奥主义(occultisme)的秘密会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思辨性共济会的最早记录可上溯至1641年；在英格兰，这个组织最早的资料见于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记，这本日记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伊莱亚斯·阿什摩尔⑦。共济会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始于1717年。这一年，4个伦敦的共济会分会联合创建“伦敦大分会”(Grande Loge de Londres)，迅速确立了对英格兰各地分会的权威。1723年，共济会确立安德森宪章(Constitution d'Anderson)为其行动纲领，成为一个组织严谨、行动保密的社团，同时向欧洲其他国家及英国殖民地传播。该会吸引了众多贵族、知识精英及王室成员入会，在18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和文化场域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不久以后，与英格兰一海峡之隔的法国也成立了共济会。根据法国共济会大会(La Grande Loge de France)1783年的一份报告，1725年以德尔温特瓦特(Lord Derwentwaters)为首的几位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贵族在巴黎一家名为雨尔(Hure)的餐厅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共济会总会⑧。该会成立初期大多由来自英国的逃亡贵族担任大师傅(最高领袖)⑨。这些人的身份以及总会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引起法国政府猜忌，共济会成为警察密切监视的对象，1736年国王下令禁止共济会集会。1737-1738年，警察掌握了共济会活动的场地、主要成员的身份和高级会员的动向⑩。 由法国人自发创办的共济会的起源尚无明确的文本记录，但部分史学家认为其于1732年在军队中形成(11)。在军队以外，宣传近代科学和自然神论的共济会与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许多著名的启蒙哲学家都加入其中(12)。法国共济会分会中最著名的首推“九女神分会”(la Loge des Neuf Soeurs)，这个在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中创办的分会，不断吸收学术界、政界、司法界、艺术界和贵族精英为会员(13)，因倡导男女平等、支持人道主义、维护无神论，被极端保守人士仇视和诟病。1738年、1751年教皇克莱蒙十二世(Clément XII)和本笃十四世(
XIV)分别颁发谕旨公开谴责共济会。即便如此，法国共济会还是在启蒙运动的助推下壮大，到1776年共济会员达3万人以上(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