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让之的印学贡献和印史地位

      如果将中国文人篆刻史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古代史通常是以文彭为开创者，但近现代史从哪里开始呢？我以为，应当从晚清四大家开始。

      清代自乾、嘉以后，由于出土文物日多，金石文字学极为兴盛，篆书艺术突飞猛进，对古代印章、古代封泥的搜集和研究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从而为篆刻家提供了极为广泛、丰富的取资条件，印坛别开生面，风气日新，至晚清而达极盛。道、咸以后，印人不守门户，锐意变法，灵府独辟，在书法、章法、刀法以及在格调、情趣方面的探索和创变，多姿多彩，不蹈故常。旧时流派虽交互影响，但已远非徽、浙两宗所可以牢笼。至晚清四大家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出，遂使数百年来印坛名家黯然失色。晚清四大家的作品与其前辈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个人情趣的觉醒，也可以说，这是篆刻艺术现代意识的觉醒。

      

      [清]嵇枢(传) 吴熙载七十岁后小像 纸本设色 南京博物院藏

      晚清四大家中，吴让之年齿最长。故可以说，近现代篆刻史应该是从吴让之开始的。吴让之与其他三家之间，除了与稍后的赵之谦有些学术上的纠葛之外，他对于吴昌硕、黄牧甫，无疑都是有开启之功的。这一点，吴、黄二人自己均有明确的说法。现在研究印史的学者都肯定吴昌硕开创了海派，黄牧甫开创了黟山派，就连赵之谦，也说他开创了赵派或新浙派，唯独吴让之，算不上开派的大师，他只能隶属于徽派，作为邓石如的传薪人和附庸。这种排列方法，对吴让之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要厘清这个问题，还得从邓石如说起。

      邓石如是徽派的开派人物。邓石如对于篆书和篆刻的贡献，吴让之以一句话作了概括：“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①吴让之这里所说的“汉碑”，指的是汉碑额篆书。后人马衡说得更明白些：“邓石如善各体书，其作篆用汉碑额法，因以碑额入印，又别开蹊径。”②将汉碑额篆书引进篆书的创作，其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是引进了活泼流动的笔意。在邓石如之前，唐宋元明直至清中期，写篆书都是属于李斯、李阳冰二李体系的篆法，所谓玉箸文、铁线篆，一味固守中锋用笔，笔画匀直，没有提按变化。明清文人中写篆书的人也不少，但基本没能突破如此用笔的问题。邓石如取法汉碑额之法，推翻千百年来写篆书的僵死之法，让篆书舒畅自然地、活泼泼地“写”出来。对此，后来的沈曾植说得最为生动透彻。他说：“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③篆书的“以行作楷之术”，包括有提按、有疾徐、方圆参错、笔画出尖等诸多特征，这是邓石如篆书最关紧要的创意。推之于篆刻，“使铁如使笔”(李兆洛题跋邓石如所刻“笔歌墨舞”印侧边款语)，即让印内文字有笔姿，有笔势，有书写意味。这对于元明以来的文人篆刻，无疑是全新的课题。邓石如拈出这一课题，这已经不只是浙派与徽派的宗旨区分，而是突破了数百年来文人篆刻的老格局，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作路子，所以吴让之称之为“独有千古”。

      邓石如对于这一开创性的贡献，他自己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语言表述，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也奠定了他在篆刻史上的不朽地位。

      对于邓石如的这一历史进步，后来的研究者都用“以书入印”或“印从书出”来表述，并认为是赵之谦和魏稼孙最早对邓石如创作的学术定位。但我认为这种表述并不准确。明清印人论印，于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历来最重书法。当然，他们对书法或篆法的看重，更多的是指书写的正确性，“六书”无误，一笔一字，胥有来历。传为何雪渔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是“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但也不限于此。例如，晚明时即有许多论及印文笔意的文字。如吴名世《序翰苑印林》：“石宜青田，质泽理疏，能以书法行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刀，令人忘刀而见笔者，石之从志也，所以可贵也。”王珙《题菌阁藏印》云：“论印不于刀而于书，犹论字不以锋而以骨。刀非无妙，然必胸中先有书法，乃能迎刃而解也。”④这就不止是篆书要正确，而且进入了审美的视角。此种议论，已经和“印从书出”的说法没有多少差异了。故“印从书出”是明清印人早就明确认定的一条基本创作原则，并不始于邓石如，更不始于赵之谦。“印从书出”也没能精准地表述邓、吴相继完成的印学进步。邓、吴的进步，还是吴让之的那句话说得最到位，“以汉碑入汉印”，即将汉碑额篆书的笔意引进印内。吴让之这句话写在他为赵之谦的印谱所作序中，赵之谦和魏稼孙当是最早的读者。他们后来所说的“以书入印”或“印从书出”，实际上要表达的就是吴让之所说的这种“以汉碑入汉印”的意思。

      汉碑额篆书是书法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字遗存，清人叶昌炽《语石》卷三云：“汉魏碑额，笔法奇伟可喜，非后人所能仿佛。”但在邓石如之前，汉碑额篆书一直没有被书家所重视。明人徐官《古今印史》中就说到当时人“或以碑额为无用而不拓”。叶昌炽《语石》卷三亦云：“今摹碑者，多不摹额，是一恨。”亦云：“今摹碑者，多不摹额，是一恨。”清代以写篆书知名的王澍、钱坫等人，尝偶然涉笔取法汉碑额篆书，但并无建树。邓石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客南京梅镠家，梅家收藏极富，“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备在焉”⑤，邓石如正是在这里“笃志临摹”而“顿悟”。对汉碑额篆书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取法，将汉碑额篆书那种笔意鲜明的写法引进了他的篆书和篆刻。

      邓石如的印学成就杰出地表现在朱文印上，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意与古会”“燕翼堂”诸印，他让朱文印的笔画“动”起来了，所谓“龙蟠凤舞”，有了生动活泼的姿态。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在明清时代的前辈们面前高出一头。但是他并没有完满地完成这一课题。他的朱文印文字虽然笔姿婀娜，映带生动，但缺乏古气，也不够雅逸。他用处理朱文印的套路经营白文印，则并不成功，如“我书意造本无法”“金石刻画臣能为”，只能算是刻在印面上的白文篆书，而没有成为白文印。邓石如的白文印，手法多种多样，面貌纷杂。其中以近于汉印风貌，较为规整的一类比较成熟。凡尝试以汉碑额篆书或小篆体刻的白文印，基本上都不算成功，更没有形成个性完备的印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