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一幅绘画作品像委拉斯凯兹的《宫娥》这样，引起如此持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它曾被画家们称为“绘画的神学”“真正的艺术哲学”，美术史家忙于考证该画的内容，哲学家忙于解释该画的意义，画家们也没有闲着，忙于对它的研究和戏仿。围绕《宫娥》生产出来的大量文本和图像，形成了我们今天解读《宫娥》时无法绕过的语境。概括起来说，有关《宫娥》的讨论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绘画技法方面的讨论，比如委拉斯凯兹如何用粗放的笔法画出细腻的图像；一类是艺术社会学方面的讨论，比如委拉斯凯兹如何借助《宫娥》来表明他在宫廷里的特殊地位，将绘画由手工艺术提升为自由艺术；还有一类讨论属于艺术哲学，涉及《宫娥》一画的再现悖论。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第三类。 让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宫娥》的内容。《宫娥》是十七世纪西班牙宫廷画家委拉斯凯兹一六五六年完成的巨幅油画，高三百一十八厘米、宽两百七十六厘米，画面上的人物看上去差不多像真人一样大小。从观者的角度来看，占据绘画中心位置的是西班牙公主玛格丽特，时年五岁，她右手伸向侍女递过来的托盘，抓住托盘里的小水杯，左手自然垂在前面，头似乎正由右转向左，目光注视画外。公主的右边是侍女伊莎贝尔，她正在屈膝行礼，头似乎由左下转向右上，目光斜着向前方注视画外。左边是侍女玛丽娅，在服侍公主喝水，她双膝跪地，右手端着托盘递给公主，左手提到胸前，准备随时帮助公主，目光专注于公主的脸部，一副全心关切公主的神态。画面右前方是两个侏儒和一只卧在地上打瞌睡的狗。女侏儒是德国人玛丽巴博拉，目光由右向左前方注视画外。男侏儒是意大利人尼古拉斯，他将左脚踩在狗的后背上，目光注视狗的头部，双手抬起，好像是为了防止狗突然起身而失去平衡。在侍女伊莎贝尔身后，是公主的监护人马瑟拉，她右手抬到胸前，左手放在腹前，头向右侧，好像在与身边的人交谈。紧挨着马瑟拉右边的，可能是公主的侍卫，他双手在腹前交叉握着，好像在听马瑟拉说话，但目光注视画外，似乎不太在意马瑟拉说话，他是画面上唯一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在右边后面台阶上用右手掀开门帘的，是女王的总管大臣涅托·委拉斯凯兹，他右腿屈膝在上，左腿在下，站在两级台阶上，右手抬在胸前掀开门帘，左手自然垂下且略微前伸，以大约四分之三的角度侧向观者，目光专注画外。画面最左侧是画家本人迭戈·委拉斯凯兹，他右手握着画笔提到胸前，左手拿着调色板置于腹前，上身略微后仰着侧向右边，全神贯注凝视画外，他面前是一幅尺幅巨大的绘画，我们只能看见它的背面。迭戈与涅托同姓委拉斯凯兹，或许他们之间有亲缘关系。为了区别起见，我们将总管委拉斯凯兹称作涅托。挂在后面墙上的一面镜子里，反射出两个人的半身像，右边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他略微侧向王后。左边是王后马丽娅娜，她更多地侧向国王。但二人没有对视，而是一同凝视画外。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识别画面人物的身份，全赖当时的记录，当时的收藏清单上就记载了这些信息。帕洛米诺(Antonio Palomino)一七二四年出版《绘画大观和光学尺》第三卷，其中对委拉斯凯兹和《宫娥》的记载更加详细。然而，由于画面只是一个凝固的瞬间，加之我们看不到画中的委拉斯凯兹正在作画的内容，而且对于国王和王后所在的位置也难以确定，因此对于《宫娥》一画再现的内容或者情节有多种不同的解读。 一九六六年，福柯出版了他的名著《词与物》，开篇就是谈《宫娥》。从福柯对于画面人物的识别来看，他对《宫娥》的历史非常熟悉，至少是读过帕洛米诺的传记。但是，他没有像佩拉米诺那样，将委拉斯凯兹的这幅杰作视为皇后玛格丽特年轻时的肖像。皇后玛格丽特就是公主玛格丽特。一六六六年公主玛格丽特嫁与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于是由西班牙公主变成了罗马皇后。在同年的一份收藏清单上，该画也被称作“皇后和她的侍女的肖像”。但是，吸引福柯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的公主，而是挂在后墙上的镜子中的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福柯断定《宫娥》中的委拉斯凯兹正在给国王和王后画肖像，被画的二人身处画面之外，位于观者欣赏《宫娥》时所处的位置，在《宫娥》中只是以镜像的形式出现。福柯以惊人的耐心和机智描绘了《宫娥》中众多人物的凝视，以及这些凝视所形成的视线交织。在福柯看来，这些凝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不在场的点。这个点被作为观者的我们、作为模特的国王和王后、画《宫娥》的画家委拉斯凯兹所占据。尽管福柯没有明说，但是从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宫娥》出现了再现悖论，因为原本应该由画家占据的位置，被国王和王后占据了。根据古典再现理论，画家不可能完成这幅作品。同时，由于国王和王后占据的位置，既是画家作画的位置，也是观者理想的观画位置，《宫娥》的画面设计不仅让画家无法作画，也让观者无法看画。由此可见，《宫娥》部分地违背了古典再现规则，处于古典再现向现代再现的转折点上。与古典再现忠实于客观对象不同，现代再现为了画家的主观设计可以违背对象的客观规律。换句话说，尽管《宫娥》在总体上符合古典再现的规则，但是让被画对象去占据画家位置，这一点就有悖于古典再现规则。
斯奈德和科恩分析的透视图 受到福柯的启发，瑟尔(John R.Searle)对《宫娥》的再现悖论进行了更加详尽的分析。与福柯不同，瑟尔断定《宫娥》中的委拉斯凯兹正在画《宫娥》。这也不是瑟尔的发明，加斯蒂(Carl Justi)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委拉斯凯兹和他的时代》中就提出了这种假说。瑟尔明确主张《宫娥》出现的再现悖论，因为画家所在的位置被国王和王后所占据。在这一点上，瑟尔与福柯没有不同，他们都将画面的焦点确定在镜子中的国王和王后那里。但是，斯奈德(Joel Snyder)和科恩(Ted Cohen)不以为然，他们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画面的焦点不在镜子里的国王和王后那里，而是在涅托那里，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画对象占据画家的位置的问题，进而也没有什么再现的悖论。斯奈德和科恩还主张，镜子中的国王和王后，并不是作为模特的国王和王后，而是《宫娥》中委拉斯凯兹正在画的那幅画上的国王和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