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8)09-1565-10 “科技政策”的概念源起于1963年瑞士日内瓦针对不发达地区的联合国科学技术大会，各国科技专家达成共识，当时的表述还只是“科学政策”(science policy)，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和引导企业所开展的各种关于研发、创新、生产等科技活动，美国政府的政策主要针对科学发展而言，因此在表述上用的是“科学政策”，但实际当时的科学政策已经包含了技术政策的涵义。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技创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越来越直接，以及科技创新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科技政策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层面都受到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国内外研究者对该领域相关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如Zehavi等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对实施过经济贡献敏感型创新政策的以色列、美国、德国、瑞典的国家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利用创新政策能够较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双重政策目标[1]；Hird，Pfotenhauer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系统架构分析、差异差分程序评估以及统计匹配技术等混合方法，研究了在大学中心主义、协作、国际化与结构复杂性日益增长背景下复杂的国际能力建设伙伴关系作为新兴政策工具的影响[2]；Gonzalez-Brambila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负二项式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网络嵌入性对科学家研究成果及科技政策制定的影响[3]；Leten等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计量经济学和区域知识生产函数的方法研究大学对相邻企业技术绩效的影响[4]。国内研究者徐喆，李春艳通过政策量化、政策组合特征测算与趋势分析，实证考察了我国科技政策组合的作用效果[5]；梁正研究了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政策范式由科技政策到科技与创新政策的转变及政策体系建设问题[6]。 为了进一步提升科技政策制定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建立一个基于证据的科技政策决策系统提供依据，2005年美国开始发起“科学政策学”(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SoSP)的倡议，把科技政策研究作为一门“科学”[7]，在国家层面从战略上和制度上持续支持，促进科技政策研究方法与工具的科学化，并将SoSP作为建立美国政府“基于证据的决策系统”的重要举措[8]。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科学技术政策科学跨机构工作组(ITG)。同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科学与创新政策科学计划(Sci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 Program)。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联合发布了《科技政策学：联邦研究路线图》，提出一个联邦科技政策学长期发展的框架，指导国家科技政策学的发展[9]。2009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在日本发起科技政策学的研究与梳理工作，拟加强日本科技政策的证据基础，并于2011年设立科技创新政策科学(Science for STI Policy，简称STI政策科学)计划，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科学的发展[10]。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国家层面上推进科技政策成为一门科学的国家。2010年，欧盟与美国联合举办了欧美科技政策学讨论会，旨在推进欧洲科技政策学的规范化研究[11]。自此，世界科技政策研究迈入了科技政策科学的新阶段[12]，并形成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将“科技政策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对于科技政策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规范性、科学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从国家或学科层面推动科技政策学发展的相关举措，在科技政策学的研究方面，也仅有自2012年来的少量研究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与科技政策学的理论体系、知识构成、研究方法等。为了推动我国科技政策科学研究的规范化，有必要对国际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本文从科学知识图谱的视角，对科技政策国际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上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研究成果，厘清国际科技政策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演变历程，以期在世界科技政策研究进入科技政策科学这一新阶段之际，为我国的科技政策科学及其系统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进而为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供保障。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科学知识图谱是一种运用可视化方式形象地展示某研究领域的科学知识发展进程及结构的方法，它可以有效地挖掘文献背后隐藏的特性、模式和趋势，描绘该领域的知识架构，从而为研究某领域的科学知识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13]。Citespace作为国际新兴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在分析研究领域的科学知识结构，获取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洞察研究演变过程等方面，具有很优秀的表现，因此本文选用Citespace来分析科技政策国际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 考虑到国际权威期刊Research Policy作为一本着重刊载research policy(研究政策)、science policy(科技政策)、technology management/policy/strategy(技术的管理/政策/战略)等主题的国际学术期刊，在该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重量级的代表。而且，将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SoSP，科技政策学)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TP，科技政策)作为主题词在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检索时发现，来源出版物主要集中在Research Policy，因此，本文研究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演化问题时，将发表于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自创刊以来至2016年底(即数据检索的时间范围为1974年至2016年)，所有收录于Web of Science的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共检索出文献记录3063条，并选取其中能体现科技政策国际研究成果的论文类(2601篇)、会议论文类(176篇)、综述类(78篇)等三种文献类型，合计2855篇文献题录，作为数据样本予以分析。 2 科技政策国际研究成果的分布 本文首先采用数理统计的科学计量方法，并利用Web of Science自带Thomson Data Analyzer(TDA)信息分析软件，对科技政策国际研究领域文献的数量变化规律、第一作者所在国家和机构进行系统全面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目的在于展示目前国际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分布情况，发现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势[14]。 2.1 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国际权威的领域期刊上所发表论文数量的增长规律是衡量该领域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指标[14]。本文对发表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Research Policy上的文献进行整理、分组后得到1974-2016年科技政策国际领域的文献的详细数量和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文献累计数随时间呈现明显的指数形式增长，每年的论文数量也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它的增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初始探索阶段(1974-1987年)。这个阶段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每年发表的文献基本维持在20篇上下，波动幅度不大，此阶段在1986年发文量最高，达到32篇。(2)平稳上升阶段(1988-1999年)。这个阶段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增加明显，从总体上看，是在平稳上升的，在1998年达到一个高峰，当年发文量高达111篇。(3)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6年)。进入到21新世纪后，每年发表的文章基本都保持在100篇以上，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为12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