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支持政策、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3;F272.15;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8)09-0035-01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确提出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让企业成为技术需求选择、技术项目确定的主体，成为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主体。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1％，而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高达4％，我国尚存在较大差距。对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图1 2010-2015主要国家研发经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于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正外部性、高风险性与高不确定性，政府通过研发支持政策有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关于研发支持政策能否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研究，Duguet(2004)、Aerts等(2008)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强化作用，但Busom(2000)、Hussinger(2008)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替代性。国内研究方面，白俊红(2011)、陆国庆等(2014)、邵传林(2015)、王刚刚等(2017)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但武咸云等(2016)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同时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戴小勇等(2014)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实证检验后进一步指出，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门槛效应，而郭晓丹等(2011)则提出我国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效的结论。

       在实践中，政府主要通过对企业研发投入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或间接的税收优惠等方式进行支持，对于政府应采取哪种方式来资助企业进行研发的问题，不同学者观点不同。戴晨等(2008)认为税收优惠比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更强，张同斌(2012)也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扭曲程度更低。但部分学者观点相反，如储德银等(2016)通过实证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发现，两种研发支持政策激励效果基本相同；李传喜等(2016)也有相似结论，且发现两种政策工具之间具备协同效应；马玉琪等(2017)从企业规模的角度发现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性。整体来看，学者的实证检验结论呈现较大差异性，并且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影响政府研发支持政策工具激励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现代制度经济理论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因素。技术创新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完成的，因此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受制度环境影响，制度环境是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决策的基础和前提。Scott(1984)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入产出的影响，发现好的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果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Lederman等(2003)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和健全能有效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不断演进和发展。国内学者多把制度环境细分为市场化水平、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法律产权保护完善程度、政府服务水平等维度，研究正式制度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党文娟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廖开容等(2011)、王立清等(2011)也认为，完善的制度环境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封凯栋等(2018)指出企业所有制和政治关联影响政府研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激励的有效性。

       除以上正式制度外，诺思(1990)将惯例、习俗、传统文化等视为非正式制度，且非正式制度也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Breuer等(2009)提出了“文化—态度—行为”的影响链模式，指出无形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通过决定对事物的态度，进而形成具体可见的行为。量化非正式制度因素并实证分析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前沿问题。张媛(2010)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文化影响管理者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企业行为，如现金持有、企业并购决策以及研发投资决策等。孟涛等(2017)实证检验了世界112个国家的企业道德水平与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其结果表明两者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关于研发支持政策能否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分歧，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可能是解释研发支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变量，也是目前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的领域。最新的研究如韩国高等(2017)认为政府补贴、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但该研究仅考察了正式制度的影响，没有将非正式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

       对此，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突破：1)系统分析政府研发支持政策、区域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机制；2)分别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提出制度环境的硬约束、强激励与软约束、柔激励的论点；3)实证检验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如何选择研发支持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