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8)09-1659-09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描绘了中国未来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一幅动人心魄的发展蓝图，要建设科技创新强国，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尤其是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车轮之下，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行业都必然并应然纳入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洪流之中。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必须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2]。然而，这就引发了对于科学研究本身的重大思考：社会功能必然要立足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福利，“大科学”突飞猛进之时，是否能够从个体层面进行反思？ 科学技术创新源于对研究主体、客体、客观性、方法论、研究维度等的反躬自省，是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特殊品质。斯坦福大学教授Londa Schiebinger基于对科学技术史的思考，提出“gendered innovation”(陈劲和吴欣桐将其引入国内，并译为“性别化创新”)，是一种科学研究和创新范式的理论创新。它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以性别维度来审视从研究设计到商业化全过程，帮助研究者和管理者重拾被忽视的性与性别因素、找到理论研究缺陷和间隙，达到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道德性、社会满意性，实现对两性的责任、承担科学的社会功能。目前，该研究课题涉及到生物科学、健康医疗、工程和环境领域4个领域，而欧洲委员会指出性与性别分析法适用于130个科学研究领域。 是否存在标准化的性别化创新分析逻辑来作为普遍性指导？“性别化创新”刚刚被引入国内，作为性别化创新理论与分析技术的首次尝试，本研究聚焦性别化创新的分析逻辑，从逻辑起点和过程演进两个方面来解构性与性别分析法的应用：(1)性别化创新的逻辑起点是性别维度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与性别化创新相关的核心概念、厘清了概念之间关系；(2)回顾20世纪60年代至2016年的“性别化创新”的国际政策演变，从来源、后果、视角与方法、成果四个方面提炼出约简的性别化创新过程演进，来引领科学研究的性别维度反思、帮助科学研究者不断完善和补充既有研究成果、得到创新发现。性别化创新的分析逻辑是从多样化学科研究属性中提取的统一化流程、是处理理论创新严谨性和实践过程可操作性之间张力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性别化创新让以往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浮光掠影般的性与性别要素重新浮出水面，它们不再只是承担控制变量的边缘角色，而成为了科学研究中无法回避、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且对提升创新理论成果的应用价值、对输出科学研究的性别平等价值取向意义重大。 1 性别化创新的溯源：关于性别与创新的讨论 一直以来，关于科学研究、创新与性别平等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呈现出三种基本方向。第一，是关于科学研究领域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后果研究。该主题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来展示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领域的女性所面临的各种性别偏倚，并会积累成个体层面的性别差距。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用精确的统计模型来描述和分析男女性分组之间的数据差距(能力测试差距、收入差距、绩效差距)。还有一部分研究是探索为什么会产生性别差距，公认的两大前因是STEM领域的女性角色模范的欠缺和工作—家庭冲突。女性角色模范即是关于杰出女性高管、女性科学家和女性创业者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她们的人格特质，形成民主型、关系型和回报型行为风格，树立友好、善于沟通、具有同理心、宽容、容纳多元化的杰出女性的形象[3]，建立身份合法性、获得社会接受和认可。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实施性别友好型工作制度，来获得工作与家庭的平衡[4]。性别友好型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了工作方式的改进(远程工作、弹性工作时间、提供兼职、暂时性缩编等)、劳动权益的保障(产假、再就业等)和其他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支持和赡养老人支持等)。但对于科学研究领域的女性工作者而言，需要对工作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性别友好型工作制度的可操作性较低，难以适应当前高度压力下的科学研究。除了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也有研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研究人口性别比例所建构的国家文化对工作—家庭平衡政策的影响[5]。 性别偏倚还会对科学研究本身造成负向影响。在基金申请和资金资助上，会错失很多具有潜力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提案。投资者大都对女性技术创新者缺乏投资信心，女性很难找到公开市场交易之外的替代性投资(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ing)[6]。而那些性别研究课题，往往被认为是边缘学科而无法通过主流研究基金委员会的评议、失去资助机会。2016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宣布，旗下基金支持的所有药物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都必须设计性别实验。另外，还针对年轻女性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提供资助，支持她们在职业发展的早期和转型时期获得发展。 第二，是关于女科学家、女性科研人员、女性被试者的性别比例均等性研究，主要基于实验室模拟或统计数据，证实研发团队的性别比例对问题处理、研发成果数量、实验结果的影响。Woolley等人通过实验室研究发现，剔除智力成分的影响，拥有更多女性的团队在决策商议、头脑风暴、拼图等复杂活动中表现更好[7]；已有很多医学实验证实，女性被试者在心理学实验、临床试验、自我汇报(尤其是痛感汇报[8])中对实验结果的鲁棒性有显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