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3-0016-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3.004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urbanization，也称‘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社会变迁过程。”[1]安场镇隶属于贵州省正安县行政区划，古称“安四溪”，因其东南西北四方分别有小梨溪、桥溪河、黄桶溪、凡溪河而得名，为黔北商贾往来之重镇。新中国成立前夕，县域之外，安场人从事背窑罐(本地烧制的土陶用具)、担盐巴、挑桐油等行当，穿行于黔筑、川渝、湘鄂等地，互通物资、交换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在正安县域内，安场人穿梭于各个乡镇，购进卖出各种农副产品，以赚取中间差价，弥补土地不足所带来的生存窘况。这种经营生意的方式，安场人称为“赶溜溜儿场”①。依托于传统行业基础，安场镇发展迅速。许多农业人口迁居至镇上，在镇上各条公路沿线次第建起居住民房，逐渐形成以商业经营、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职业为主的格局。公路交通方面，除传统老街、新街(原省道S205过镇路段)外，增建了一条二级公路(现省道S205过镇路段)，另有道安高速(银白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使安场镇成为名副其实的黔北重镇。特别是近年来大储量的页岩天然气的发现②，更是为安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城镇化进程给安场镇带来了地域格局、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改变，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同时，对儿童生活影响极大，儿童传统游戏(具有自然、户外、群体等特征，以“动”为主的游戏)生活逐渐衰败。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结合自身体验和自我意识，回顾亲历的儿童游戏生活、描述现存的儿童游戏生活，整合儿童游戏生活经验于记忆与现实之间，探求导致儿童传统游戏生活衰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阐发对重建儿童游戏生活的思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传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研究方法。“所谓‘自传式民族志’，即作者以语言、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解释为手段，有意识地探索一个亲历且自省的自我与各个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2]。自传式民族志属于众多民族志方法中的一种，“试图用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来表达文化、讨论文化，从而深化对文化的解读”[3]。采用该方法原因有二：一是对于安场镇地域文化而言，笔者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符合自传式民族志对研究者双重身份的要求。笔者在安场镇生活20余年，天然具有“局内人”的身份；同时，因笔者多年在外，每次返乡仅停留数日不等，又兼具了“局外人”的特性。这种双重身份为田野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作为“局内人”的身份，可以让笔者较为自如地接触田野现场的人、事、物，更能够“理解当地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4]，更好地把握现场的意义；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可以让笔者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田野现场保持足够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保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二是自传式民族志“强调述说故事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不再追求再现客观事实，而是尝试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5]，而且，“述说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过去的事实，而是为了厘清事件对述说者的意义”[5]，以将“个人与文化联系起来”[6]。这又为文本写作提供了一种非常契合的方法。笔者在文本写作中，尽量在田野中“学会从当时的情绪中脱出”[5]，兼顾“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平衡，让文字随着自己的情感流淌，极力整合自我经验于田野现场，构建自我生命意义，达成与他者生命之间的联结。以理解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揭示影响儿童游戏生活的各种因素。与此同时，结合其它田野资料，运用三角验证，以保证研究的信效度。 二、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屋外的“故事”：逐渐消失的儿童游戏空间、玩伴和时间 笔者主要运用自传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利用2016年春节、暑期返乡的机会，通过观察、访谈、生活参与等方式，对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进行田野调查，归纳提炼出游戏空间、玩伴、游戏时间三个内容维度，对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现状进行描述和阐释，并揭示其影响因素。 1.分割、挤占与衰败：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失去的游戏空间 2016年春节期间，立春当日(2月4日)，笔者携外甥Z(10岁)，不顾山路泥泞，登安场镇西面屏障——高山寺。步行至半山腰俯瞰远眺，整个安场镇尽纳入眼底。放眼望去，只见道路分割交错、钢筋水泥横陈、各处高楼林立，显得异常喧嚣而陌生，呈狼藉之象。感由心生，遂赋诗一首： “是寺非寺世事非，四溪无溪伴愁行。我愿天公降甘霖，安得劳苦守新城”③。 这或许代表了笔者这一代人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土格局变迁而来的迷惘与失落，这种迷惘与失落源于逐渐消失或模糊了的、能勾起“乡愁”的记忆之物。对于儿童游戏生活来讲，身处其中的儿童直接失去的是游戏空间。在笔者登山途中，看见三个小女孩在山脚下的水泥马路上玩着“三步半”游戏。笔者从三个小女孩的口中得知：最大的小女孩8岁，最小的小女孩5岁；她们不是亲姐妹，只是走亲戚的表姐妹。到山脚下玩耍，主要是因为“地势较宽、水泥地上比较干净、不潮湿”(8岁小女孩语)。显然在安场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建设并没有考虑到儿童游戏活动的空间需求，完全从效率(经济)利用的角度进行规划和布局。镇上传统地域，当地人沿着公路两边建起鳞次栉比的房屋，少有缓冲回旋的地方；镇上新兴的社区房产项目，也鲜有儿童游戏玩乐的场地。整个镇上甚至都没有一块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共场地! 在笔者儿时的记忆中，老家(笔者老家在离安场集镇上不远的农村)总是有那么一块“老院坝”，每天晚饭过后，孩子们都如约而至，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手枪打仗”“踢电报”(类似于捉迷藏)、“踢飞机板”(又称“跳大海”)、“斗脚劲儿”“丢沙包”“抓子儿”“打板”“划船”……每每到月上树梢，大家仍玩兴正浓，久久不愿离去。可是如今，当笔者怀着儿时的记忆，再次来到“老院坝”，却是乱石成堆、杂草丛生，甚至都找不到驻足站立的地方了。对广大农村而言，自2000年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伴随而来的是广大农村的“空心化”。有学者将“空心化”的农村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是“无行动主体”；二是无主体性[7]。改革开放以来，安场老家村里的人们逐渐向镇上聚集④，特别是2000年以来，更是向其它更为发达的城镇(市)比如县城中心凤仪镇、地区中心城市遵义市，甚至省会城市贵阳等地搬迁。在眼前的这块“老院坝”上，游戏场地杂草丛生、日见荒芜，一片衰败，已不见往日儿童嬉闹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