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13(2018)04-0012-12 自杀是指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黄润龙、刘敏，2013)。加缪曾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自杀这件严肃的事情不仅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给亲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悲痛，而且往往是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自杀作为一个世界性顽疾，国际社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发布的《预防自杀：一项全球要务》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存在自杀情况，且几乎在任何年龄都可能发生。从全球来看，自杀率最高的人群年龄为70岁及以上。而在一些国家，年轻人的自杀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自杀是15-29岁人员中的第二大主要死因。在分区域的数据显示中，其中非洲、美洲、东地中海、欧洲的15-29岁年龄段自杀率都比较高，呈现出自杀年龄分布的第一个高峰。涂尔干(1988)在《自杀论》中总结出自杀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的规律。但青年人自杀相对于老年人自杀，不仅仅代表着强壮劳动力损失，而且是对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稳定阶段家庭的致命打击。面临世界多个国家青年人自杀率居高的态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中国作为世界上自杀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WHO，2014)，有关自杀的研究也日益丰富。截止到2017年1月1日，在中国知网检索题目名中含自杀的文章已经达到1万多条，按照学科来分，社会学和统计学领域的也有650条。综观这些研究，整体上凸显两个特征，一个是通过案例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去探寻中国特色自杀状况的原因，这以北京大学的吴飞和贺雪峰等华中乡土派为代表；另一个主要关注老年人自杀。而对青年人自杀关注最多是媒体，有关青年人自杀的新闻往往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学术界并没有提供关于青年自杀的基础性统计研究，媒体报道的片面性往往让民众对青年人自杀的实际状况产生错觉，所以中国青年人的自杀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些问题虽然很基本，但是仍然值得研究。 学界一般用自杀率来反映自杀情况，单位为十万分之一(下文关于自杀率数据单位都是1/10万)，也就是说自杀人数在10万人中的比例。人口自杀率资料属于分死因、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资料，在2001年以前，中国有关自杀的公开资料极少，仅有刊登在国家卫生部编辑的内部刊物《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或者少数学者在局部地区做的小型调查，2001年以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开始刊登自杀的相关数据，2003年后统计指标和格式基本固定。《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自杀数据来源资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1亿，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1000万。虽然这套数据并不是覆盖全国人口的数据，在统计指标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自杀手段统计，但这套数据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唯一的自杀相关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在没有更权威的自杀数据来源的情况下，本文综合利用2004-2012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2013-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对中国青年人自杀的现状和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 1 文献综述 中国自杀研究的文献也为数不少，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自杀研究呈现两种特征。 一是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且引用率较高的几位作者，吴飞(2002、2005、2007、2009、2013)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研究自杀，至今撰写自杀的学术作品十数篇，由于其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他主要采用访谈和观察法进行研究，研究的区域也主要是以他的田野点——华北的某县为主。杨华(2009、2013)在2009年开始加入自杀研究，他以案例研究为主，他的案例时间跨度较大，例如在一篇文章中，他选取1970-2009年南方4个村133例自杀个案作为分析对象，他重点研究农村年轻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现象。陈柏峰(2009、2013、2016)、郭俊霞(2013、2015)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自杀研究的文章，他们也是以质性调研为主，如陈文(2009)基于2008年9月对湖北省京山县六个村的质性调研，以30年来发生的206起自杀案例为材料，对老年人自杀现象展开了研究。面对研究区域的覆盖小且案例少的状况，刘燕舞(2010)对此进行了拓展，近些年也发表大量有关自杀的文章，其中颇有意思的是他与景军等人的学术争论，面对景军等(2010)认为的中国农村自杀率下降，刘燕舞(2011)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认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刘燕舞和景军等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社会科学学术界定量研究者和定性研究者思路上的不同，究竟谁更能代表事实？笔者以为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现有数据接近于事实。当然，还有一部分学者做了定量研究，如张杰、景军、吴学雅(2010、2011a、2011b)合作发了多篇定量研究文章，主要是运用卫生统计年鉴数据和其他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自杀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自杀率普遍下降。颜廷健(2003)对转型期老人自杀的研究也属于定量研究。学者李建军(2003、2007、2009)定量和定性兼顾，做了十多年持续不断的自杀研究，为中国自杀研究做了巨大贡献。此外，少量介绍自杀趋势的定量研究散见于医学类期刊(2004、2008、2010)。 二是研究对象主要以老年人为主。前文提到的刘燕舞、陈柏峰、郭俊霞、杨华等学者主要关注的就是农村老年人自杀。刘燕舞(2013)认为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在近10年来呈快速上升态势。摆脱疾病痛苦而形成的利己型自杀和因生存困境等而致的绝望型自杀则越来越成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主要类型。采用定量研究的学者也是聚焦于老年自杀问题。颜廷健(2003)认为老龄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老年人口自杀问题是我国老龄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他的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存在显著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差异。王武林(2013)利用人口死因的抽样调查资料和数次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年龄性别内插数据，对1987-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自杀死亡的趋势、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做了分析，探讨了老人自杀死亡的原因。黄润龙等(2013)研究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10年间老年人自杀率的确如“涂尔干假说”所预言的，表现出了随着年龄组升高而不断上升、乡村高于城市以及男性高于女性等基本特征。周脉耕(2004)则对304例55岁以上老年自杀死亡者家属和知情者进行调查，了解死者生前生活事件、精神疾患、死前2周抑郁程度等情况。穆光宗(2013)提出辱寿概念和心命说，试图说明老年人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困境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他认为病魔性侮辱和社会性侮辱共同筑成了“辱寿困境”。现在可以检索到的有关青年人自杀的文献有两篇，一篇关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刘燕舞(2010)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认为，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及两者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双重失衡状态，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走上自杀之路。另一篇研究自杀青少年(15-24)压抑和自杀的关系(屈坚定，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