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8)08-0105-16 治学境界首在发覆，在于发掘时光遮蔽的真相，解开迷雾覆盖的锢蔽，发现新的思想、观念和智慧，收获史学研究的“新元素”，宋代诗人苏舜钦尝有类似情怀：“绀囊出文章，发覆见宝璧。”①史家尝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②抱具新的问题意识，确立新的视角，拥有新的材料，是迈向学术高端至为重要的前提，陈寅恪也主张：“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晚清史研究领域虽历经数代前贤耕耘，恐怕仍不能称之为成熟学科，无论是热点膏腴之地，还是冷点贫瘠领域，遗留的薄弱环节并不少见，甚至沙滩筑楼、误读误判之类的问题亦不乏其例，此处讨论的晚清咸同光三朝战时财政协济问题即是其一，问题是突破瓶颈、研治此段历史的发覆之道何在？此处结合自身研究阅历，围绕晚清战时财政协济制度研究，就“放眼视界”、“发覆之道”、“发现新境”等试作讨论，祈求学界指教。 从该问题的学科属性上看，晚清战时财政协济行为、协济成效，乃至于协济制度的实际运作，显然是晚清财政史和战争史的重要研究对象，而其折射的军事势力派分乃至国省关系在新时代的变化，亦体现出政治史的特色；咸丰初年军费调拨中，商贾巨宦倾囊贡献，童子贡生捐纳献银，运饷官兵跨越山河、避越险境的趱运银鞘行动，穿梭于各大战区之间，风餐露宿，甚至星夜遄行，一解前线将士渴求；人口因战争而大规模迁徙，战争带来的瘟疫流行、灾难迭现、筹措饷需，救济灾黎、施医赠药，此类行动又何尝不带有社会史的印记？万里之遥的前线将帅乏饷待银、部库款绌难以应急，只能在沪上十里洋场祈求于洋商巨擘，折冲于西方银行团之间，为举借巨额军饷而劳神费心，这类折冲樽俎于洋商之间的举债行动，更展示出中外关系史扣人心弦的画卷。湘帅越境东征，谋饷心切，不得不跳出本省，跨越数千里之外，在冷眼对立氛围中为己方筹饷，事涉一国三方，异域掘财，频频遭逢对方督抚司道的冷眼、委屈与固拒，幸好清廷强势介入，饷事又臻柳暗花明之境，此类举动充满博弈色彩和心理斗智，又何尝不染上心态史的痕迹？若进一步看，晚清战时财政的协济行动本身，是在各类利益纠结的环境下展开的，畛域利益与安全利益相互联系，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亦屡有起伏，各类冲突导致同一制度在不同地域的运作具有异质性，而一系列冲突的弥合、解决也制约着旧制转轨、新制萌生的基本走势，这却是西方学人倡导的制度经济学的内在逻辑。④ 这样看来，晚清咸同光三朝战时财政协济运作行动，历时较久，范围较大，从研究性质来看，无疑是一项事涉多种学科的重大事件。环境之变、制度之变、观念之变、利益之变、人脉之变均在其中。正如时人所见，大变革时代须有冲破环境和“文法”禁锢的领袖人物，⑤依赖奇才大儒支撑难局，方能达到坦途，并迈向中兴。道理虽如此简单，但真正打开历史进境的密钥何在？解释脱离覆亡险境的神器何在？这是吸引本文选取此波澜壮阔事件深入解读的最初动力。 更具有诱惑力的问题是，晚清巨变时代，历史发展具有多歧性，顺意合情的循规发展仅为其一，而吊诡悖论又何尝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战争走势如此，制度变化如此，人与制度之关系亦莫不如此。冥冥之中，历史进程的变数、运脉难以预计。在这种情况下，战时财政协济机制是否也呈现出旧制与新规的顺利嬗递？还是新旧杂糅的混沌异象？旧制与新规作用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彼此衔接有无一定的“内在机理”可寻？若从“历史合力”角度看，⑥又有哪些重要因素左右着旧制新规的运作空间和发展趋向？史家的解释逻辑能否剥去漫天迷雾和重重帷幕，逐层透视时空变换背后的真相？学术发覆的空间如此巨大，意味着晚清战时财政协济实在是一个值得倾力发掘的诱人宝藏。 掩卷冥思，中外治史意图和动机，自古以来有各种类型，虽然人物研究和事件研究存在一些区别，但研究过程均寄托了一种思想期待，抱有特定的思想关怀，诸如盖棺论定类(翻案类亦可归入此种类型)、是非曲直真假判定类、资治通鉴类，这三种类型比较常见。当然，这种分类仅仅具有相对意义，并非绝对化，彼此交叉的情形也是大量存在的。倾向于盖棺论定类型的人，往往偏重于对研究对象的总体定性和成败评鉴，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抱具经世致用信念的官员、出于某种意图关心史学的官僚以及当下部分学人，大都秉持着诸如韩愈“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翁同龢“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这样的心态，⑦意在纵横论史中，偏重于一人一事的得失成败，或瞩目于人物生平的功过是非。另外两种类型对史学研究过程也寄予了特定的关怀，动机和意图具有一定的差别。 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受现代西方史学理念的熏染，当今的史学研究意图又有新的进境，比如“发现历史”就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类型，其具体研究的学术关怀或稍有差异，但重心和宗旨在于强调史学研究的“新发现”——探索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未知世界，发掘未知真相，深究未知思想，侧重于发覆尘封锢蔽，其理论关怀说辞也是多种多样，例如“发现新的历史面相”，“发觉另一种被埋没了的可能”，“发现历史长河中失语的另类人事”，“发掘那些‘沉默’的另类”，以及比较常见的“发掘历史真相”，“重建那些无法言说的真实”，“形塑被碎片化的历史”等，近数年来，它们大有取代传统史学理论关怀的趋势，国内这种“发现历史”兴致，与美国、意大利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史学新关怀比较相近，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美国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对“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兴趣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一种浪潮。⑧意大利史界则开始质疑概念化、结构化的总体史和因果分析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逐渐放弃了概略性和普遍化的解释模式，回归到历史的复杂性分析，⑨关注特殊性，关注边缘个案，变换观察角度，欧美史学界“复杂性研究”开始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