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中央及地方各派系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角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都曾一度成为重点议题之一。在国内，除了两套以《北洋军阀》命名的资料丛书之外，有关此一时期军阀政治、军事和关键人物的著述次第出版。①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此一专题的研究也曾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兴盛一时，关于各个主要派系及其首领的活动，均有专著出现。②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西史学界的兴趣从政治史特别是宏观的政治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转移到更为具体的历史现象或制度、观念的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北洋军阀政治和军事研究已经趋淡。在国内史学界，虽然有关北京政府时期的人物、制度，全国及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论著仍层出不穷，但专门探讨此一时期军阀政治和军事的有份量的研究已不多见。英文学术界更是如此，除少数关于民国史的著述涉及北京政府时期，研究军阀现象和相关人物的学术著述更属凤毛麟角。③ 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北京政府时期各军阀派系的兴衰过程重新梳理，但出发点和视角跟过去有所不同。大体上，以往对北洋军阀历史的认识，多被置于革命史或现代化史的叙事架构之下。在革命史叙事里，北洋时期相关著述的主调是突出军事割据、政治分裂、对外妥协和社会动荡，从而为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思想解放和以国民革命为起点的政治变革大潮的涌动起铺垫作用。④而在现代化叙事里，关注的焦点从过去的消极、负面的内容转向较为正面、向上的内容，诸如政府、法律、出版、教育、工商业和市政建设等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种种迹象。⑤ 本文则把侧重点放在影响北京政府时期军阀势力兴衰的一些较为关键但过去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因素，并把此一历史过程置于世界史特别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视野下加以分析。所谓现代国家的形成，作为一个政治学和历史学界的议题，兴起于1970年代。由于不满于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对所谓政治现代化的抽象空洞乃至意识形态化的描述，一些立场持中或偏左的学者倡导回到历史过程之中，重新认识欧洲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最早的研究突出了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正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交战，驱动这些国家为了抽取用于战争的财源而走向权力集中化、政府体系科层化和军队的常规化、正规化，同时也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使欧洲从原来数百个大小不等、形式不一的政治实体，经过数百年的兼并、重组，到19世纪变成了由数十个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⑥而在战争背后，各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地缘格局、财政状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军事实力，驱动各方展开角逐或结盟，最终决定军事较量的胜负和国家形成的结局。最近几十年来关于欧洲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主要在这些方面着力，并且将那些形成中的现代政权称做“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s)。⑦随着研究的深化，关注的焦点也从当初的财政和军事变革内容本身，转向寻找财政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⑧，或者另辟蹊径，从欧洲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的演变中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⑨ 对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变革历史的认识，当然不可照搬源自欧洲历史经验的研究路径和相关概念。中国与欧洲(主要是西欧)各国的早期近代(15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以及近代(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发轫以来)历史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到18世纪中叶亦即清朝的鼎盛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疆域，与周边各国划界相对明确，并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制的政府体系以及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此时的欧洲刚刚形成独具特色的受“国际法”制约的“主权国家”体系，中国虽然身处这一体系之外，但是已经具备欧洲各国经过数百年的“国家形成”过程才发展起来的一些最基本特性，所以不妨谓之“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以区别于欧洲的“主权国家”。或因其具备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相仿的若干基本特征，而谓之“早期近代疆域国家”(early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实际上是一个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而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经过帝国的衰落和裂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重组，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⑩不过，关于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历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其对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所起作用的重视。所谓地缘政治，主要是指处于竞争中的政治实体所控制的特定地域的位置和规模、该地域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与其他竞争对象之间所构成的战略关系；而财政构造则指政治实体赖以运作的收入、支出的结构、渠道和规模，尤其是主要由税收和信贷所构成的财力及其对国家的军事实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态势和结局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路径。那些具备地缘优势和财政实力的国家，往往会打造一支比其对手更为强大的军队，通过战争击败乃至消灭对手，成为竞争中的赢家；而条件相反的竞争者则会成为输家，遭受前者的吞并或支配。 从地缘和财政的角度理解军阀势力的消长，对于理解近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独特路径有其价值。北洋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承前，是因为在它之前的清朝数百年间，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若干早期近代特征的疆域国家，并且在其最后的半个世纪开启了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的过程，同时避免了所有其他帝国所经历的疆土四分五裂的结局，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的疆域基础；启后，是因为以1926年北伐战争为起点，特别是在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国又重新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政治上走向统一和集权的过程，最终经过历时数年的国共内战，在1949年基本完成了此一转型过程。从清朝经北洋到南京政府时期，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各历史环节相互连贯、不可隔断的过程。但过去学术界对北洋时期在现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意义认识不足，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的认知过多强调军阀混战和政治失序。在解读各军阀势力的相互角逐和兴衰过程时，大体上侧重于以下两种因素的诠释。其一是军阀派系内部的私人关系，即派系首领和各级军官之间的友朋、同僚、亲信、乡邻乃至血缘等纽带对派系的形成和消长所起的作用，认为这在源自晚清北洋集团的各支军阀派系身上尤为明显，由此所形成的军阀势力具有封建性和保守性。(11)其二，对于1920年代由国民党所领导的或者受国民党影响的各支地方政治军事势力的崛起，则较多地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和民众动员能力所起的作用，认为其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不可与“旧军阀”同日而语。(12)对于源自北洋军集团的各支旧军阀与国民党旗帜下的新势力之间的不同，做这样的刻画大体上可以成立，但也不可过分强调它们的差异。国民党首领蒋介石在其崛起和巩固个人权力过程中，同样依赖传统私人纽带，重用跟自己有同乡、师生、亲属关系的下属，或用结拜方式拉拢各地军事首领。所谓旧军阀，也并非不讲意识形态。部分派系首领在对外交涉时，为国家利益或个人名声计，往往持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国民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也或许会为了自身集团一时的利益而丧失应有的民族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