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边疆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东三省、蒙古、新疆及滇桂等省纷纷告警”，中国边疆危机一触即发，清廷却实行秘密外交政策，对国民参与外交进行严厉打压。基于清政府外交“不足恃”的社会认知，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驱使下，国民积极参与对外交涉，承担外交“主体”责任①。民国初年，俄、英两国分别扶植外蒙和西藏“独立”，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化，国民外交逐渐成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学界既往对清末民初边疆危机前后的中外交涉作了详细考察，关注焦点在于政府官方层面的对外交涉或中外互动，但未及国民外交思想变动及其深刻影响的研究②。本文历时性考察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相互纠葛的历史样态，借以厘清中国“外交之主体”问题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趋向，旨在揭示国民外交从“主体”到“后盾”地位转变的历史意蕴，进而呈现近代中国外交思想转型发展的历史变迁。 一、清末边疆危机与外交“主体”地位的博弈 清末边疆危机肇始于日俄两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犯。早在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就达成第一次密约，划分两国在中国东北及外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③。《日俄协约》的签订无疑加剧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在边疆危机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国人表现出对国家外交事务的高度关注，由此展开对清政府外交政策的猛烈抨击。1910年1月，《时报》连续刊载题为《某星使奏外交事应公诸舆论疏》的时论，指责清政府在外交中“秘密而不与人商”，以致“外交大小事无不以秘密而失败”，强烈要求清政府“外交事宜应公诸舆论”，尽快放弃秘密外交政策④。25日，《新闻报》时论进而发出“外交之主体何在乎”的拷问，指陈中国“数千年来外交之主体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而当此边疆危机四起之时，“外交之主体何在乎？在国民而已”⑤。显然，此论意在呼吁广大国民积极参与对外交涉，希冀国民享有外交“主体”地位。 在舆论界的鼓噪下，京中言官也加入到议论行列。30日，都察院在代递文耀等人的上奏时提出：“我国之外交，只恃一二外交官，以口舌强辩之功，为樽俎折冲之用，无国民为之后援”，以致我国一与外人交涉，均最终归于失败⑥。显然，清政府“秘密外交”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外交秘密一次，则权利丧失一次，国民亦叫苦一次”，为此，《时报》主笔陈冷向清廷呼吁，将外交诸事公之于众，使国民知晓对外交涉情况，发挥国民在外交中的作用⑦。 日俄第一次密约之事未平，两国再度缔约之事又起。1910年7月4日，日俄两国签订第二次协约(《日俄协约》)，划定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承诺互不干涉对方势力范围等事宜⑧。《日俄协约》的签订无疑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消息一经传出，国内舆论哗然。9日，《新闻报》一篇题为《论日俄协约》的社论称，协约必将使中日满蒙问题、中俄外蒙问题的交涉变得更为艰难，呼吁国民“急图挽救之策”，起而参与对外交涉⑨。立宪派团体“国会请愿同志会”亦发表《为日俄协约泣告国民书》，声诉“今日国家已亡，主权已丧，土地已削”，日俄密约关涉中国存亡，国家领土主权遭到严重侵犯，然而清政府官员却唯恐“触犯强国之怒，有碍于目前之禄位”，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全体国民必须团结起来、共谋抵制⑩。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纷纷自发组织成立“保蒙会”，希冀以实际行动起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7月17日，陈冷发表题为《保蒙会》的时评，指出清政府的蒙古政策“谋之数年而无效”，《日俄协约》的签订使中俄外蒙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当前之计唯有“藉保蒙会之力”，“集合蒙古之人，发生蒙古之事”，力图解决中俄蒙古问题(11)。 显然，《日俄协约》的签订进一步深化清末中国边疆危机，并引燃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导火索，一方面国人以强有力的舆论抨击清政府外交，反对协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另一方面国民借助“保蒙会”等团体的力量直接参与外交，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坚定决心，由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遭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舆论之敌视。日本《时事新报》更是以“维持满洲之现状”相标榜，诬称中国反对协约人士为“排日论者”，诋毁其“酿成排日思想”，呼吁日本政府及外交当局对于中国提倡“所谓国民的外交者，不可一日付之忽睹者也”(12)。 中国知识人士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中外政府与国民对外交涉地位的根本区别。概言之，在国外，“夫外交者，国民团体之事，国民不能人人与于外交之事，不得不委诸之数人之手，以期行将之利便”，国民与政府共谋外交之成功。然而在我国，当此边疆危机万状之时，清政府却无视国人要求，继续执行秘密外交政策。“吾国外交，乃别于国民，自为一事，其利也，政府享之，其害也，人民受之。”(13)显然，清政府在外交上与国民针锋相对、势同水火，这与他国政府与国民共谋外交之成功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导致国家主权之丧失，引发时人切肤之痛。 时至1910年底，云南片马交涉接踵而至。清政府在中国边疆地区推行的新政延伸到川滇边区，这引起英国殖民者的忧虑。为维持英国在华利益，由英国控制的缅甸政府决定派密支那副专员赫兹(W.A.Herts)率领英国远征队，于1910年12月开赴云南片马地区。“片马事件”由此爆发(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