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开始直到民国时期，宁波城一直屹立于宁波港边。①由于宁波港是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天然良港，因此，周边省份的众多商人纷纷来到宁波城进行贸易。福建因为与浙江相毗邻，所以，福建商人与宁波的关系尤为密切。《光绪鄞县志》这样写道：“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越人、吴人次之。”②1759年，英国商人洪仁辉(James Flint)来到宁波时，与他进行贸易的三个商人“俱系福建人，在宁波开洋行生理”。③根据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所立的《重修福建老会馆碑》，宁波城里有三座福建会馆，分别是“八闽会馆”、“老会馆”和“大会馆”。④可以说，福建人是推动宁波商贸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清代福建商人在宁波城里是如何生活、经商的呢？对此，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所幸的是，一部题为《尺素频通》的手稿，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一、《尺素频通》及其作者 《尺素频通》是著名学者方豪于1958年或1959年“在台北某一旧书铺所购得”。方豪曾以这部抄本为主要依据，对清代福建商人的团体“郊”进行了研究，并且刊布了其中的部分信件。方豪介绍说，《尺素频通》原稿长22厘米，宽22.8厘米，“前封面一页与底封面二页均系后加，但与原封面题字，为一人笔迹。新加前后封面为洋纸。前封面与原封面左侧均题《尺素频通》四字，但前封面右侧题‘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月仗轮局’十二字，而原封面右上角仅题‘乙未’二字。前封面正中不题字，原封面正中以隶书题‘宝□山樵’四字”，纸张上面则有“浅蓝色木板印成之格子。分上下两格，每面上下格各十五行”。⑤方豪后来将这部珍贵的抄本捐赠给台湾政治大学，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所在，更谈不上利用了。2011年，台湾学者邱澎生、刘序枫、林玉茹等人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部《尺素频通》。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出版了林玉茹整理、点校的《尺素频通：晚清宁波与泉州、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同时附上了《尺素频通》原抄本的影印件。2014年，林玉茹还在大陆出版的论文集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⑥ 《尺素频通》主要是晚清泉州商人的通信抄稿。当时的泉州商人非常活跃，他们把从事与宁波的贸易称为“宁郊生理”或“做北生理”，把从事与台湾的贸易称为“做台生理”，他们的商业组织，则称为“郊”或“行郊”，⑦“郊与明清中国盛行的会馆、公所及商帮不同，主要由操闽南语或类闽南语(潮汕语)的商人组成”。⑧在泉州的商行还在其他城市设立代理行，“一般代理人往往收取百分之二的佣金，因此常被称为‘九八行’”，代理商与在泉州的本行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代理商业绩突出，还会受到本行东家的嘉奖。为了扩大业务、提高收益，代理商除了为本行东家进行代理外，还为其他商行代理买卖。在宁波，也有一些来自泉州的代理商，“代理人必须帮东家代配船只运货到某地、收兑东家运来的货品，代处理各种帐款，协助讨债，并详尽地报告宁波市场的各项商品行情。甚至东家想要暂停做北生理或新增其他商品贸易时，代理商也仔细地剖析其利害得失，给予各种意见。”⑨其中有一家名为“新竹记”的泉州商行，也向宁波派出了一位姓金的代理商，但此人名字不详，我们姑且称其为“金叔”。 金叔在泉州有个名叫金竹如的表侄。1897年左右，他说自己23岁，这样，他大概出生于1874年。从金竹如的信件中可以知道，他于10岁左右来到宁波，在金叔的代理商行里学做生意。金竹如的父亲喜食鸦片，他的姐姐已经出嫁，他的弟弟则游手好闲。这样，金竹如就成了全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他本人曾从宁波回到泉州结婚，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1895年春，金叔因为母亲生病而从宁波返回泉州，并让金竹如负责代理行的生意。但金竹如显然没有把商行经营好，与伙计们的矛盾也很大，商行的声誉因此受到了损害。同年农历九月，金叔从泉州返回宁波，重整商行。其实，金竹如早有离开宁波的念头。他在给表弟金子僖(可能是金叔的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己“在宁将近十年”，由于“身体亏虚，半生多病”，所以“柔弱无断，延误十载光阴”。⑩金叔重回宁波后，金竹如决心离开宁波。1896年春，金竹如辞去代理行的工作，返回福建，先后在厦门、泉州生活过，后来又到上海谋生。1897年，金竹如经泉州同乡介绍，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淡水，做过代理商，还自行创业过，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所以他自谦说“数载守羁，寸筹莫展”。(11) 金竹如于1896年春离开金叔在宁波的代理行之前，特地誊录了金叔自1894年开始撰写的各种通信稿，“以作为未来独立经商时之参考”。1904-1905年，在台湾淡水的金竹如“又再度誊写来淡水后及回溯一八九七年以前的家书和其他信稿”。(12)最后，金竹如将这些信件抄稿，以及委托他人代抄的《陶朱公理财要图》等资料合在一起，汇成一册，题为《尺素频通》。这样，《尺素频通》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所抄录的，主要是金叔于1894年至1896年间在宁波的代理行所写的信件。第二部分所抄录的，主要是金竹如自己于1897年至1905年在台湾淡水期间形成的信件。所有这两部分信件，主要是通过轮船信局(简称“仗轮局”或“仗局”、“轮局”)而传递的。 《尺素频通》共收录了74件抄稿。林玉茹将这些抄稿分为七大类：商业信稿、贺年信稿、货函稿、商业讨债信稿、家书、一般信稿、杂抄(包括《陶朱公理财要图》、《十二悔偈》等)。其中商业信稿数量最多，共23封，主要是1894年至1897年间“金叔写给泉州新竹记、台南某行东、泉州陈某宗、鹿港船头行、泉州某仁兄、福州某仁兄等商业信件。其中，推测发给金叔的东家，即泉州新竹记的信稿居多，大概占一半以上。内容大多说明收发信、商业贸易营运状态以及大幅报导宁波市场的南北货行情。”(13)林玉茹还分析说：“在五十一件可以确定发生地的信稿中，高达三十九件、百分之七十七是由宁波出发，其他依序是上海五封、淡水四封、镇海二封以及厦门一封”，“收信地则在五十二封中，有三十六封是寄到泉州，占百分之六十九，其他依序是上海六封、台湾五封(其中鹿港二封)、厦门二封、宁波、镇海以及福州各一封。由此可见，这批信件主要是宁波与泉州通信的信稿”。(14)其实，镇海也是清代宁波府的属县。因此，林玉茹这样评价说：“《尺素频通》是目前唯一仅见，在一八九四——一九○五年间以宁波为中心，为泉州、台湾各港担任代理商的闽南商人所抄写的通信信稿。”(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