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意识形态化既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党掩盖其阶级本质的面纱，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普世价值等多重面孔渗入，企图从演化我们的核心价值入手，达到摧毁党的意识形态体系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强调“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不加选择地以西方政党转型理论简单评判中国共产党也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不仅是对我们党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的重申与强调，也是我们认识和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有力武器。何为“初心”?“初心”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标的”和“旗帜”，是深深融入广大党员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一、“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重要表现 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政党已经和几十年前的政党完全不一样了”①，特别是西方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通过变革和转型，逐渐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了全民党、超阶级政党，倡导价值中立和普世价值。因此，政党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界限越来越模糊，“中间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学者们是如何判断西方政党“中间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并逐步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成为“全民党”的?荷兰学者库维尔宣称，西方政党经历了由最初的权贵型政党到大众型政党到全方位型政党再到卡特尔型政党，最后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商业公司型政党的转型过程②，进而梳理出政党进行转型、逐渐背离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路线图。此前，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于1954年提出了权贵党(即精英型政党)与群众党的分类模式，指出权贵党是政党发展初期的主流形态，是贵族化的。后来，为了竞争的需要，逐步吸收下层人员包括政治组织之外的公民社会团体加入，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的大规模动员③。美国学者基希海默尔在总结迪韦尔热研究的基础上于1966年提出了“兼容型政党”(Catch-All Party，又被译为“全方位政党”)概念。他提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群众型政党屈从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规则，采取了弱化或放弃意识形态的“理性”策略，正逐步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温和的全方位型政党④。基希海默尔的逻辑就是：为了竞争的需要，政党逐渐淡化意识形态，不再代表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是从选举即获得执政权出发，最大限度地代表有选举权的民众，尽量整合选举资源。基希海默尔的研究反映了一种普遍趋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转型过程中已逐渐放弃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背离了政党最初的“理想”。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党员与非党员的界限正日趋模糊，政党已走向“全民化”。20世纪90年代，卡茨和梅尔进一步提出了政党发展的“四阶段”模式：即从最初的精英型政党发展到群众型政党，然后发展到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从时间上看，精英型政党主要出现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时，政党的组织规模较小，党员的精英化程度也比较高，政党的经费来源主要以党员的私人捐助为主，主要目标是为了分配特权。群众型政党的出现则是为了普选的需要，政党组织规模变大，党员数量增多，组织结构变得严密，经费来源主要是党员的党费。全方位政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淡化和政党面向所有阶层开放而出现的，目标是推进社会改良。卡特尔型政党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特点是政党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补贴，目标主要是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⑤。卡特尔型政党强调政党超越了与国家分离的状态，实现了与国家政权的融合，政党不再依靠党员支持而是国家财政补贴，党员身份进一步淡化。荷兰学者库维尔在此基础上又将“商业公司型政党”吸收进来，认为“商业公司型政党”出现在20世纪末，主要由政治企业家集团演化而来，目的是更大程度地掌握选举权，获得执政地位。因此，他们在选举过程中活跃性较高，注重在商业或社会精英中培养和选拔选举候选人，注重领袖魅力的塑造；在选举过程中，更善于选择有利于吸引选民的政治议题；善于利用媒体，注重以媒体注意力为中心的技术竞争；竞选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业公司的支持；等等。在商业公司型政党中，党员与选民已无本质区别。 正因为党员与选民已无区别，西方政党的主要精力不是集中在凝聚党员和强化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为了更倾向于吸引最大多数选民而淡化意识形态上，走“中间化”的道路。从西方现代政党实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看，“虽然其政治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政党在纲领目标、组织结构、竞选策略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政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选民基础的重构”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各类资产阶级政党都进行了创新或调整，无论是欧美中左翼政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设想，还是西欧右翼保守政党强调的要“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推行“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等，归结起来都是“非意识形态化”。政党为了选举需要，意识形态的分野日益模糊。无论是自身的定位，还是政党纲领等也都越来越趋同。政党的“中间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公共政策、政党领袖(公职候选人)个人魅力、政党风格、政党组织动员能力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把政党的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政治信念之争看得过重”⑦，更加重视具有吸引力的口号或理念，重视大众传媒的巨大政治功能等。究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掌握执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