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场之路与重要启示

      中图分类号B27；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8)05-0041-11

      黑格尔曾经这样表达历史出场叙事的复调性：自在的历史与自觉反思的历史。关键在于：反思是对历史意义更深刻的理解，也意味着既往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站在新时代开端上，回望反思走过的路，前瞻未来的路，返本而开新，成为一种创新的发展方式。虽然新时代道路是以往时代连续性的效果史，但绝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创新和转折，呈现出并非直线的辩证进路。40年前发生的那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特定历史事件，它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地平线，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序幕。40年来，沿着马克思当年的道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了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批判以及建构中国方案进程，走出了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再一次抵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少，经过40年的日积月累，这些问题需要在战略上加以解决，需要我们作深度反思。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重新思考那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事件，对其出场之谜依然需要重新解析；对其开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40年来的历史依然需要做出场学考察；若干重大历史经验依然具有当代启示价值。

      一、哲学批判与思想先导：学术话语政治语用学的出场之谜解析

      哲学革命作为时代变革的先导，都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恩格斯在1886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叙述40多年前他和马克思在实践观上发动哲学革命情形所使用的笔调一样，回顾重大事件让我们返回到那个时期的现场，虽就时间而言不过距今一代之久，但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仿佛此事已逾百年[1](P220)。那不过是一次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是为真正结束“文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思想准备的年代。今天的一切作为效果史不过是那一变革的继续。

      40年前，《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像一道霹雳和闪电，击中了中国的现实大地，迅疾引发了一场堪称大地震般的、被后世称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潮，这股热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成为一个重大事件。一个事件就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地平线，其中上演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一针对“两个凡是”的哲学批判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哲学事件，在更大意义上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该文所阐释的实践观点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常识，哲学批判也旨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然而它却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石破天惊地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改变了中国命运。事件催生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有真正的体会，我们一时都成为“思想解放”派了。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源，不能仅仅在哲学批判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找，更要穿越到话语一思想层面背后去看思想话语所满足的历史时代需要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思想解放只是时代洪流的宣泄口。正像当年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是为了走向历史深处，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指向的实践也突破哲学范围而深入到造就思想话语的历史语境本身，呈现话语的语用学，故而我们应当在语境和语用层面说历史。甚至语用学都难以满足我们今天研究的需要，因为语用学仅仅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言语是行为，是能够做事的行为。无论常识或者哲学话语都能够以言做事，但是，一种话语之所以发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历史效用，不仅仅看话语本身，更要看需要话语、生产话语、让话语发生这样语用学功能的社会存在本身。因此，语用学问题只有在超越语用学眼界的出场学视域中才能得以阐释。若要深度全面地厘清上述关系，只有将这一追问转化为一个出场学问题，并在出场学视域中加以解析，才有可能。话语生产和出场不能没有历史原因。只有思想话语满足时代需要，才会被生产和出场；常识性的观点只有被用在了关键年代、特殊政治语境的关键点上，才能发挥巨大语用学效用，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思想之矛。因此，这一事件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只有在思想的社会结构关联中，才能存在哲学话语的重大语用学意义。

      作为时代变革的思想先导，实践观成为马克思哲学发动和引导时代变革的关键。170多前，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引者对翻译文字略有改动)[2](P134)从实践出发看“人的思维对象性的真理性”，摈弃一切超实践的经院哲学争论，一条哲学革命道路因而被开辟出来。可见，马克思正是从实践观上发动了哲学革命，深刻批判了“神圣世界的异化”和“非神圣世界的异化”，而使新世界观出场的。马克思批判地清算自己以往神圣和非神圣意识形态的信仰、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霸权，从此走向历史深处，创立唯物史观；批判地解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揭破资本的秘密；批判地解构一切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出场逻辑。80多年前，毛泽东正是在《实践论》等著作中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清算党内教条主义，开创崇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进而创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4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又在实践观上发动了一场思想变革，破除“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从而为开创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拉开序幕。可以说，这一事件是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和毛泽东用《实践论》清算教条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继续，是用哲学变革开创时代变革卓越精神的伟大继续。

      破除思想僵化，哲学批判就成为时代变革的清道夫。从出场学意义上看，“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之间的对立，首先是两种思想路线、两种思维走向的对立。思想守成与变革的对立，呈现出环节相同、方向相反的拉链式的对称结构。守成是拉链的闭合一方，起于存在而终于话语，即某种哲学、思想观念是历史出场结构合法性守护和精神支柱。变革是拉开一方，思想解放成为变革时代的精神先导和首要条件。思想论争只是政治结构和道路选择的哲学表达。思想绝不会孤寂在场，在思想背后总是站着需要其在场、支撑其在场的社会利益结构，决定着思想的出场和在场。思想与之关联，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结构”。我们只有透过思想之争才能深入发现思想所表达的社会结构和道路选择。这就进入了出场学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