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近40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种种变化，无不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同步共调。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开放，随之而兴的思想解放，以及中美的正式建交，对美国史研究的兴起都是至为有力的杠杆。在80年代的思想和学术风气中，我们的研究者不仅拂去了覆盖在美国历史上的浮尘，而且开始就许多以往未曾触及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并着手编纂大型的美国通史和美国历史词典。在90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美国史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水准逐步提升。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加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兴起，国际交流更趋活跃，美国史研究也获得了新的生机。回顾40年来的历程，对于我这种亲历整个时期的研究人员来说，真不免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就我的知见所及，虽有改革开放的东风之助，但美国史研究在这40年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哪怕是某一点细微的进展，都是在克服许多困难、排除各种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以美国在许多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美国史在诸国别史中最易于同政治风向、外交变化乃至人们的好恶形成联动，以致学术和其他问题的边界总是纠缠不清。我们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于具体问题的理解也须冲破某些思维定式的桎梏，而一些挑战成说的新探索和新见解，还难免受到猜忌和误解。另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在于研究条件简陋，资料严重匮乏。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美国史藏书为数不多，通常比较老旧，原始材料尤其稀缺，而且交流和分享也甚为不便。当时的国力也不足以支持较多的学者出国做研究，要去美国往往需要借助于境外的资助。就更大的学术环境而言，整个中国史学都处于重建和转型之中，本土理论资源相当缺乏，外国史研究的积累尤其薄弱。因此，美国史研究难以从本土学术和思想中汲取充分的滋养，这对它的成长和成熟更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 但无论如何，美国史研究一直在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在启动和奠基的阶段，黄绍湘、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刘祚昌、邓蜀生等老一代学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在1949年以前留学美国，回国后经历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本土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带给他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于是，他们唤醒早年学术训练的积累，发挥老当益壮的精神，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来建设中国的美国史学科。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来确立学术标准，并示后学以轨则；另一方面，他们大力组建学术梯队，扩充研究资料，成立学术团体，培养研究人才，推动国际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基础完全是由他们奠定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后来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在人才培养和代际交替方面，老一代学者更是做了极富成效的工作。目前，他们当年指导的研究生大多正当壮年，而且接过了人才培养的接力棒，把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送入这个领域。这无疑是美国史研究保持活力、稳步前行的基本保障。 在这40年里，我们的研究者始终在进行两方面的思考和摸索：一是如何使美国史研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二是如何通过与美国史学界的交流、合作而不断提升研究水平。中国的开发和建设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需要加入世界市场，需要和平而开放的国际环境，这无疑是举国上下的共识。美国以其发展速度之快，综合国力之强，国际影响之大，很自然地在这些方面成为最受重视的国家。美国史研究者无疑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迫切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出力，因而普遍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正是他们从事专业工作的热情和力量的一个源泉。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国内研究基础薄弱，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局限，于是特别注重同美国史学界进行交流。他们倾力译介美国史学著作，邀请美国学者前来讲学，远赴大洋彼岸从事研究。另一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各种资助和机会，美国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以及美国史学资源的开放和利用便利，都给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助益。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在国内史学界也大体上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形象。虽然研究者大多满怀强烈的现实关怀，十分看重课题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区分、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也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但是在解读史料、构筑解释框架和提炼论点时，他们则首先考虑学理和历史语境，倚重脉络清晰而可以把控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自觉地以历史主义来稀释“现时主义”。在面对具体的研究题材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探究史实、提供可靠而可信的知识为首位的考虑，而不再采取道德化或情绪化的姿态来批判和谴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们密切关注欧美史学的前沿进展，努力拓展研究领域，发掘新的题材，尝试新的方法。他们也越来越重视问题、材料和理论之间的适配性，并尽力在本土需要和国际对话之间寻求平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努力调用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尝试构筑富有新意的解释模式。在这40年里，许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并借鉴现代化、跨国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大力批判美国例外论、种族主义、文化优越论和霸权主义等思想取向。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基于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力图开掘中国学者在视角和解释资源上的长处，极力促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形成某种特色。他们相信，中国学者有身在“山”外之利，凭借本土文化的铺垫，基于中国人的视角，可望取得不同于美国学者而又能为他们所看重的成果。还有学者提出了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的命题。不过，各种形式的文化隔膜、“西方主义”和其他偏见，也对历史地理解美国、学术地处理具体题材，造成了很大的妨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