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

作 者:
梁志 

作者简介:
梁志,男,吉林长春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作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冷战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对话的典型意义在于,醒目地标示出外部大国淡化意识形态竞争的政策转变对朝鲜半岛内部关系缓和的推动作用及其限度。新近公布的美国、韩国和前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显示出,东西方关系的明显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朝韩实力的逐渐接近共同促使朝韩双方展开历史性接触。由于目标相左、国内因素掣肘和外部动力不足,1973年下半年朝韩磋商陷入停滞,未能成为统一道路上的里程碑。不过,长期来看此次对话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韩国的国内政治形态,大大改善了朝鲜的国际处境。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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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4-0017-11

       20世纪70年代初,朝鲜①与韩国首次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长时间对话。②此次对话清晰地昭示出东西方关系改善对朝鲜半岛内部和解推动作用的有限性。换言之,外部大国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进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朝韩双方走上协商之路,但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并未因此自动消解,主要阻力恰恰来自美苏对抗引发的关乎当地政权存续的南北方体制之争。从这个角度讲,细致梳理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对话的历史脉络有助于加深对后冷战时代作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的认识。

       近十年来冷战史学界已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焦点集中于朝鲜和韩国应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格局急剧变动的策略以及中美和解对朝鲜半岛的影响。③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研究主题的限定和资料不足的制约,既有成果尚未对以下问题给予充分解答: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朝鲜和韩国走向谈判桌,双方各自的考虑是什么;这次给南北方人民带来莫大希望的对话缘何没能成为半岛统一的起点;朝韩关系的缓和对二者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故本文拟利用2010年以来公开的美国、韩国以及前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④,围绕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关系缓和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进而揭示朝鲜半岛冷战体制中的某些特质。

       一、缓和迹象初显

       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关系改善的大背景是东西方关系的明显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紧张与朝韩实力的逐渐接近。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大力倡导缓和东西方关系。⑤苏联立即接过美国递来的“橄榄枝”。随之而来的是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磋商以及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莫斯科会谈。⑥地区层面上,缓和的气氛也十分浓厚。1966年以后,苏法关系逐渐改善。而大约肇始于同一年的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花结果。⑦同样,尼克松上台后不久便开始酝酿改善与中国的关系。⑧更令世界感到震惊的是尼克松访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朝鲜半岛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1966年秋,风云突变,朝鲜非军事区武装冲突的次数明显增加。⑨1967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⑩更为严重的是,1968年1月21日深夜31名武装人员袭击了韩国青瓦台总统府,刺杀朴正熙未遂。时隔不到48小时,朝鲜俘获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急剧升温,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普韦布洛”号事件刚刚平息,1969年4月15日一架美国EC-121大型电子侦察机又在日本海上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31名机组人员全部阵亡,危机再次爆发。(11)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将20世纪60年代末的朝鲜半岛形势概括为“第二次朝鲜战争”。(12)

       面对国际环境的迅疾变化和半岛内部的激烈冲突,朝鲜和韩国均不得不大幅调整对南北关系的立场。60年代下半期,在对韩和对美政策方面,朝鲜奉行的是强硬的对抗政策。但苏联对这一做法并不认同,一再暗中对朝鲜的“擅自行动”和“过激行为”表示不满。(13)苏联这样的反应不能不令对苏一边倒的朝鲜感到失望。不仅如此,从实际效果来看,朝鲜的强硬政策似乎适得其反:随着半岛局势的渐趋紧张,美国不断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加强美韩安全协商机制。(14)于是,朝鲜决定以改善对华关系为起点调整外交政策走向,主要表现为1969下半年到1970年上半年朝中两国领导人互访。(15)

       中朝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同步转暖促使朝鲜对半岛南北关系格局的未来走势做出了新的判断。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1970年3月20日美国正式决定在1971年财政年度结束前削减2万驻韩美军。(16)1971年7月9日到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会谈期间,周恩来提出驻韩美军撤出的问题。基辛格答复说:“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韩国军队回国以后,我认为完全可以想象在尼克松总统的下一届任期结束前,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美军会撤离韩国。”紧接着,周恩来访问朝鲜,向金日成通报了基辛格访华的情况。朝鲜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它有可能借助中国的支持迫使美军彻底离开朝鲜半岛。30日,朝鲜第一副首相金一访华,希望中国在同美国会谈时转达朝鲜的八点主张,主要内容便是美国完全放弃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中国答应了朝鲜的请求。(17)

       就这样,苏联对朝鲜强硬政策的冷淡反应、半岛紧张局势带来的美韩军事合作关系的加强、通过中国促使美军全部撤离朝鲜半岛可能性的出现共同构成了朝鲜重新强调南北对话和推行和平统一战略的压力或动力。

       如果说半岛局势的演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对朝鲜领导人而言是喜忧参半,那么朴正熙政府从中却几乎丝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1966年秋非军事区武装冲突加剧之时,美国劝说韩国保持克制。“青瓦台事件”发生后,朴正熙要求美国支持韩国采取报复行动。美方表示不愿与朝鲜发生冲突,朴大失所望。然而,“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被扣押的消息传来,华盛顿先是紧急向朝鲜半岛大规模调兵遣将,接着又和朝鲜单独举行秘密会谈。美国对两起事件态度的巨大反差令韩国领导人十分不满,并对华盛顿的“保护伞”产生了怀疑。在接下来的EC-121事件期间,美国同样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18)更让韩国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尼克松政府差不多是单方面决定撤走两万驻韩美军,并不顾韩国反对将留下来的第二步兵师撤离非军事区,代之以韩国第一师。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战争美国自动卷入的保证便消失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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