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反馈的不一致性与研发强度的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吕迪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博士后、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战略与创新管理;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陈伟宏,通讯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

原文出处:
南开管理评论

内容提要:

绩效反馈导致经营者倾向于还是抵制研发创新,这仍旧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绩效反馈不一致性及其形成的不同情境组合植入到决策行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在多绩效反馈下的决策模式,特别是不同绩效反馈落差(顺差)不一致性对研发强度的影响。基于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研发强度与基于长期与短期两种期望水平比较的绩效期望落差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呈负相关,与基于长期与短期两种期望水平比较的绩效期望顺差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高短期落差—低长期落差的组合,低短期落差—高长期落差的组合研发强度更低;相比于高短期顺差—低长期顺差的组合,低短期顺差—高长期顺差的组合研发强度更高。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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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创新是企业对未来的重大战略投资,对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制造企业意义重大。[1,2]行为经济学认为,实际绩效与期望的差距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态度。具体而言,在行为经济学的统一理论框架下,企业行为理论(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BTF)和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放松了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中的风险中性(或经济人风险厌恶)的假设,假定经营者具有权变风险偏好,会随决策问题所面临的情境而变,来分别探讨组织层次和个体层次的行为。[3-6]以往研究考察了ROA等基于短期期望目标比较得出的绩效反馈信号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7]其中,企业行为理论从绩效期望差距的角度解释了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穷则思变,富则思安”的现象。所谓穷则思变是指,实际绩效与期望的落差会触发企业追加研发投入,展开问题搜寻行为的情况;[8]所谓富则思安是指,实际绩效与期望的顺差会令企业满足现状,阻碍研发投入的增加。[9,10]例如,以国内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企业绩效越好,CEO接班人上任后降低企业R&D投入的动机越强。而前景理论则进一步从个体对风险认知的更加微观的视角剖析了上述现象的成因。[11]具体而言,前景理论假定人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的,[12,13]认为实际绩效与期望的落差构筑的是一种不同于顺差的前景,是一种损失的前景(Loss Prospect)。在损失前景下,人是风险偏好的,会为了规避确定损失冒险“搏一搏”,[14]被称为“反射效应”,即个体不愿意接受确定的损失,而倾向于通过冒险来避免确定的损失,如基于中国新生创业者的动态跟踪调查研究表明,前期投入的时间越多,新生创业者冒险倾向越高。[15]相反,在获益前景(Gain Prospect)下,人是风险规避的,会为了实现确定收益而变得保守不冒险,[16-18]这被称为“确定效应”,即在利得区,企业是风险规避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财富期望满足程度会强化财富积累速度与任务导向型进取心之间的负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富则思安”倾向。[19]可以看出,当讨论企业经营者基于绩效反馈进行响应的决策行为时,两个理论存在相互补充的地方,这为绩效反馈模型(Performance Feedback Model)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20]在整合两个理论关于绩效期望差距与研发行为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绩效反馈模型的研究认为,企业在顺差和落差的反应是不同的,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的顺差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对研发投入有负面影响;而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的落差会提高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对研发投入有正面影响。[7,21]

       但是,后续研究对行为经济学这一推论提出了挑战,有部分研究发现了相悖的经验证据。例如,Chen等[9]研究发现,随着绩效期望落差的扩大,极差绩效触发的破产威胁会使企业行为变得保守。此时,研发强度会随着企业接近破产而下降。并且,基于最新的研究,这种对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在控制了破产威胁和新增冗余的因素后依然稳健。[10]对这种挑战,研究曾经从资源和制度两种视角进行过解释。[22]资源学派认为,绩效期望落差对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受到资源约束的负向调节。持续的严重绩效期望落差会提高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从而制约绩效期望落差对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而制度学派认为,绩效期望差距对研发创新的影响效应的方向取决于经营者的关注点。[23]由于受到支持者的影响,经营者的关注点会随着绩效差距的扩大而改变。[17]企业是按照支持者认可的期望目标或参照点去进行绩效评价的。而在一个企业中,不同支持者有不同的关注点。企业决策的关注点随绩效差距的扩大而改变,背后反映的是企业满足不同支持者期望的现实需要。决策规则的改变其背后是不同群体利益主张之间的角力。综观这两种解释,资源约束视角可以解释绩效期望落差与研发创新关系实证发现的不一致,却难以解释绩效期望顺差与研发创新关系实证发现的不一致。[24]而制度学派发现了不同决策影响者在决策形成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也弥补了资源学派关于绩效期望顺差与研发创新关系实证方面不一致的研究空白。但其中对利益群体代表的关注点假定,即“一个支持者稳定对应一种关注指标”的假定却是过分理想的。例如,Gentry等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期与实际绩效偏离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会关注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会对企业短期盈亏高度敏感。[21]换言之,管理者可以既关心企业经营也关心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投资者关注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但也可能更关注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短期表现。在实践经营中,“一个支持者稳定对应一种关注指标”的假定显得过于理想化。

       对此,本文认为,可能是忽视了多个绩效反馈对研发决策的影响,前期研究在解释绩效反馈模型时几乎都假设只有一个单一固定的参考点,如ROA等短期绩效目标。[25]但单一决策参照点无法解释包括前面所述的实证研究分歧。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指出,在经历不一致的绩效反馈时,决策者会反思当前期望目标设定的合理性。[25,26]为了使目标设定更加符合实际,提高绩效反馈作为管理诊断工具的效果,在经历不一致的绩效反馈时,决策者会对参考点做出调整。然而,对于这种绩效反馈不一致以及决策者参考点动态调整的影响,前期绩效反馈的研究却关注不多。[27,28]例如,一家上市公司的ROA可能稍低于预期,但市值却瞬间蒸发,远逊预期。此时,企业是如何在短期—长期多重绩效反馈情境下进行研发决策的?绩效反馈结果的不一致又会对企业研发强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尚无研究进行深入讨论。为此,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出发,考察绩效期望差距不一致性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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