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协同演化下的逆向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鑫(1985- ),女,山西临汾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徐雨森(1971- ),男,辽宁营口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大连 116024

原文出处:
技术经济

内容提要:

以GE和SIEMENS为案例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了逆向创新过程中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的协同演化关系,并总结了不同发展阶段逆向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领先跨国公司逆向创新过程中的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的协同经历了三轮循环,即自主性母本学习与利基性本地学习协同、耦合性母本学习与渗透性本地学习协同和联合性母本学习与回溯性本地学习协同。经过以上三轮循环,跨国公司本地团队构建起完整的、融入本土情境的逆向创新技术链和产业链体系,并将该技术链和产业链体系纳入全球技术链和产业链体系中,以实现高端攀升。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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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18)07-0016-10

       “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的概念由通用电气集团首席执行官Jeffery R.Immelt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Govindarajan和Trimble首先提出。2009年,他们以GE公司在中国研发的便携式成像仪为例,指出逆向创新是首先被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并逆向回输到发达国家的创新[1]。

       跨国公司开展逆向创新具有跨越国家情境的特殊性。首先,在创新产品化阶段,领先跨国公司需要适度摆脱发达国家市场的情境属性,切合新兴市场本土情境或者说利基市场情境,因为在逆向创新背景下新兴市场或者说利基市场对于领先跨国公司而言是新市场。影响新市场开启的最重要因素是突破性的顾客观察力。跨国公司需要通过敏锐洞察力发现当地市场用户对产品的显性需求和深层次心理文化需求,实现技术、社会文化与市场需求的匹配[2]。其次,在创新扩散阶段,领先跨国公司需要适应多元化新兴市场的情境,借助母公司的资源补缺,快速实现创新产品在多个新兴市场的渗透和扩散。最后,在创新回溯阶段,领先跨国公司需要再次融入发达国家市场情境。在母公司协调下,多国的子公司需要跨国的技术和市场协作,有效解决逆向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和市场问题[3]。经验上判断,逆向创新的流程较长,涉及的行为主体也较多,逆向创新实现和升级过程中必然面临比常规创新活动更复杂的组织学习。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结合组织学习理论,探讨领先跨国公司的逆向创新实现及其升级的过程机理,即企业如何在全新市场情境和市场情境转换升级的背景下结合自身禀赋要素,通过组织学习确立融入新兴市场情境的完整的本土技术链和价值链体系并实现升级,达到价值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经济行为体间的合理分配与控制[4]。

       1 文献回顾

       1)有关常规创新活动中组织学习的相关研究。

       Tsai[5]认为,获取外部知识和内部学习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组织学习对知识获取、整合和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获取和整合正向影响知识创造,即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6]。而组织学习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利用式学习体现深度挖掘和利用已获取或已有知识[7];探索式学习是对新知识的探索研究。利用式学习通过获取技术知识影响组织创造力[8];探索式学习通过影响市场知识获取进而推动技术知识获取,提高外部知识的利用效率[9],最终影响组织创造力。可以说,组织学习可归结为信息和知识的学习[10-11],且组织学习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2)有关逆向创新活动中组织学习的相关研究。

       Govindarajan和Trimble[12]在其研究中指出,在逆向创新的过程中,领先企业既要通过构建本土团队实现对新兴市场的本地学习,也要强调利用母公司庞大资源体系的母本学习。王刚[13]提出了类似观点,指出在逆向创新过程中跨国子公司的组织学习与创新网络对创新空间叠加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组织学习与外部创新网络的互动和组织学习与内部创新网络的联动。组织学习与外部创新网络的互动效果表现为子公司嵌入当地创新系统的程度;组织学习与内部创新网络的联动程度表现为子公司嵌入集团内部中心位置的程度。邢小强、葛沪飞和仝允桓[14]对组织学习的理解与以上述观点相类似,认为在逆向创新过程中跨国公司受到组织惯例和原有创新模式的束缚,要想摆脱束缚并取得创新成功,必须具备五大关键要素——改变思维模式、调整组织模式、辨识领先市场、提升本地能力以及持续改进升级。

       以上学者侧重于关注逆向创新活动的前端,即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化阶段,对其他新兴市场扩散阶段和发达国家市场回溯阶段的组织学习关注不够。Snowdon、Bassi和Scarffe[15]在研究医疗设备逆向创新时发现,不仅在创新活动的前端存在高端市场的文化惯性,跨国公司需要改变母本学习方式并加强本地学习,在创新活动的中、后端也存在同合作伙伴的协作挑战和法律规制约束因素,跨国公司需要持续进行组织学习。同时期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即在回溯发达国家市场阶段仍然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和规制[16]。Rowthorn、Plum和Zervos[17]在其研究中对以上类似观点的表达更加系统。他们指出:逆向创新组织学习不仅发生在逆向创新活动最初的产品化阶段,而且存在于发达国家回溯阶段;在逆向回溯过程中,企业更需要加强对发达国家法律和规制的学习,以规避在现实中很少受到关注的法律和监管障碍。

       通过回顾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关于逆向创新的现有文献已注意到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对逆向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尚未从全过程的视角对逆向创新三个阶段的组织学习进行系统的动态分析,未深刻揭示逆向创新的组织学习跨越多重情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较少涉及组织学习对逆向创新升级路径的影响,尤其是未探讨动态组织学习对领先跨国公司逆向创新升级的作用机理。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逆向创新过程中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的协同演化,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跨国公司逆向如何跨越多重情境确立适合逆向创新的动态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形式;跨国公司如何借助动态的母本学习与本地学习实现逆向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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